第一笔道路占地补偿到账时，刘德顺少了三千二百块。
高占良给他的解释是，项目统一扣除了测绘、协调和临时通行设施的费用。刘德顺想起门前那几块木板，觉得钱多了些，却没敢肯定。
“人家量了好几回，又给门前铺木板，花钱也是真的。”他说，“我就是不知道，三千二能买多少块木板。”
胡万林没先说对错，只让他把银行存折和补偿确认单都拿来。
确认单上写的是一万八千元。
存折到账一万四千八。
扣款一栏空着。
胡万林又问了十户。
有人少八百，有人少两千，最多的一户少了六千。金额没有统一比例，名目也不一样。有的是协调费，有的是资料费，有的是旧欠款抵扣。
许秀珍从箱底找出一张项目方开过的付款明细。明细上写着足额支付，下面有她的签名。
“字是我的。那天纸右上角沾了油，我还拿线头擦过。”许秀珍指着数字，“这个数当时没有。我舍不得扔，连空白复写纸都留着，不会少看一行。”
胡万林把纸举到灯下。
数字是后来添的，笔色稍深。
他拿着十一户材料去找徐茂林。
徐茂林当场叫来财务。
公司账上显示，补偿款已按确认金额全部拨付到村项目协调账户。至于为什么进户时少了一截，财务说中间的发放由联络组负责。
高占良不承认。
“我负责通知、领人签字，不摸现金。谁跟材料商有旧账，项目顺手代扣，我还能挨户替他们还？你们少钱就来找我，咋不问自己以前欠没欠？”
胡万林道：“我先不算你头上。十一户，七种名目，每一笔对应的欠条、发票或者委托书拿出来，能对上一笔，我划掉一笔。”
“我凭什么给你看？”
“因为确认单和存折中间少了四万二千六。钱没长腿，总得落过一只手。”
“那你报警。”
高占良说完就走。
胡万林真去了镇派出所。
值班民警收下材料，让各户补银行流水和原始合同。项目方也表示配合调查。
十几天过去，事情没有结论。
不是没人查。签名是真的，发放表也是真的。几笔钱又被拆成材料款、运输费和个人借款，往来的人不少，要逐项问。
刘德顺每天都来问。
第一天，胡万林说银行流水齐了。
第三天，他说项目拨款单也调出来了。
第五天，他说签名是真的，添上去的数字还在鉴定。
第九天，刘德顺仍问：“还能回来不？”
胡万林翻遍文件袋，只剩一句：“还在查。”
那天夜里，胡万林进了项目协调办公室。
门锁没有坏，窗户也没有撬痕。值夜的人第二天只记得自己在院里遇见过一个来问路的男人，至于那人长什么样，怎么进来的，一点也想不清。
胡万林在最里面的柜子里看见了一本手写账。
十一户少掉的钱，每一笔都记着去处。
有一部分真付了临时工程费用，有一部分成了高占良的“协调提成”，还有四万两千六百元现金，锁在另一只铁柜里。
胡万林按十一户确认单逐行核对。姓、金额、扣款名目全能合上，四万二千六百元现金也与总差额一致。
他复印对应账页，没有把整本账拿走。
天亮以前，十一户人家的门缝里都多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他们被扣掉的现金，分毫不差。另有一张复印的账页，把每一笔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圈得清清楚楚。
刘德顺数完钱，第一反应不是高兴。
“谁送的？”
没人回答。
高占良早上赶到办公室，发现柜门敞着，当场报了警。
项目方封存全部账目，又在各处加装摄像头。那本手写账证明确有不规范扣款，却也证明有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办公室，取走现金和内部材料。
胡万林坐在家里，把最后一份复印件烧掉。
黄翠兰推门进来，先闻到他衣袖上尚未散尽的狐息。
“门没坏，值夜的人偏偏记不住你。你昨晚拿谁的脑子当钥匙了？”
“只让他漏掉几分钟。钱和账都拿回来了。”
“我问的是那个人。今天你从他记忆里挖几分钟，明天要是账差一笔，你打算再挖多少？”
柳守财跟在她后面。
“别拿看病那套吓唬人。我拿的是咱村的钱，又没把他脑子装兜里带回来。”
黄翠兰用火钳夹出尚未烧尽的复印纸一角。
“今天账本在，钱数也对，我没说该还回去。我问下回。下回没有十一张确认单，只剩老胡一句‘我算清了’，咱们也照收？”
“老胡算了几十年，哪回差过？”
周铁生拿着十一户的单据进屋。
“十一户，都对。”周铁生把核过的单据按数目排好，“钱是对的。进门的方法不对。”
白老太太坐到炕沿上。
“这回秤是准的。”
柳守财问：“钱回来了，老胡还挨审。你们到底想把哪头往回推？”
“钱我不送回去，人我不替万林夸。”白老太太把十一张单据推到胡万林面前，“卖货还得两个人复秤。你昨晚一人验货、一人定价、一人开柜、一人分钱。铁算盘也有打滑的时候。下回谁给你复秤？”
胡万林把单据重新分成十一份。过去他分全村的钱，总有马桂芬唱名、许秀珍对票、领款人在桌前再数一遍。
这一回，没人见过他开柜，没人看过他从哪一页算起，也没人能在他拿钱以前说停。
钱一分不少。
他找不到第二个人签在自己名字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