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國把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沒有寄件人地址，沒有更多線索。信的內容他已經背下來了，“孫大勇在省城第三建築公司干過兩個月——臨時工”。字跡很克制，和底稿上的字、和他在廠里見過的檔案字體都不像。他把信封對著光又看了半天，沒有水印，沒有暗記。
有人在幫他。這個人知道孫大勇去過第三建築公司、用的什麼身份，也知道他在查這件事——卻選擇匿名，說明對方也覺得這事不能擺在明面上。
陳建國把信收好。第三建築公司的線索已經斷了，黑色桑塔納消失之後沒人再見過孫大勇。他決定走另一條路——去找劉桂芳。
老孟說過，孫大勇辭職前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值班的護士叫劉桂芳，後來去了縣醫院。如果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能讓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第二天就辭職、改名、消失——劉桂芳應該記得。
去縣城的班車一天只有四班。陳建國請了半天假，中午從學校出來，上了去縣城的中巴。車上人不多，後面坐了三個打瞌睡的中年人，其中一個穿著褪色的藍布中山裝，懷里抱著磨出洞的帆布包。前排一個婦女抱著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婦女一邊哄一邊用袖子擦眼淚。司機四十來歲，一只手搭在方向盤上，一只手夾著煙，收音機里放著地方戲，咿咿呀呀地唱，混著引擎的突突聲，在午後悶熱的空氣里攪成一團。
陳建國把車窗推開一條縫，風灌進來，帶著田間秸稈被曬過的干草味。他把頭靠在車窗上，看著路邊的田地向後退。田埂上有個老頭牽著一頭黃牛，牛走得慢，老頭也不催，一人一牛就在田埂上慢慢挪。他盯著看了很久，直到班車拐彎，人和牛都被行道樹擋住了。
他想起那份94年7月的底稿——如果上面寫的東西是真的，那天晚上廠醫院到底發生了什麼，能讓一個人消失、讓底稿被涂改、讓他的名字被人換上去？而那個換上去的“李建國”又是誰？自己在檔案室里翻到那個名字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踩到了一塊松動的磚。
班車一個小時後到了縣城。縣醫院在縣城東邊，一棟三層的舊樓，外牆刷著白漆，已經泛黃，水泥出現了幾道細密的裂紋。門口掛著一塊木牌，寫著“縣人民醫院”五個字，鐵架子上掛著一根生銹的輸液架，掛鉤上掛著一只被遺忘的舊鹽水瓶，瓶底能看到一層干涸的白色沉澱。
長椅上坐著幾個病人，一個老太太手里攥著病歷本正在打瞌睡，病歷本快從手里滑下來了，她猛地驚醒，又死死攥住，然後繼續打瞌睡。
陳建國直接去了門診樓後面的住院部。護士站在二樓走廊盡頭，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護士正在低頭整理病歷，白大褂的袖口上別著一枚舊式護士胸牌。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和藥棉混合的氣味，頭頂的白熾燈管有一根在閃，發出細微的嗡鳴。他看了一眼胸牌上的字——劉桂芳。
“你好，請問是劉桂芳護士嗎？”
劉桂芳抬起頭。她的臉圓圓的，皮膚有點黑，額頭上有幾道淺淺的抬頭紋，鬢角已經能看到幾根白頭發了。眼楮不大，但看人的時候很定，不會到處飄。看起來就是那種在基層干了很多年的護士，溫和但不軟弱，見過的事多了，眼楮里有一種不緊不慢的鎮定。
“是我。你是——”
“我叫陳建國，從省機械廠來的。想跟你打听一個人。”
劉桂芳手里的動作停了一下。她握著病歷的手指緊了緊，然後又松開，把病歷合上，放回台面上。“誰？”
“孫大勇。94年在廠醫院干過的那位大學生。”
空氣安靜了幾秒。劉桂芳低頭看了看手里的病歷，把它放到台面上，轉身往走廊另一頭走了一步，然後停下來，回頭看著他。她的表情沒有變化，但陳建國注意到她喉結動了一下——她在咽口水。是那種被人撞到了什麼秘密時的本能反應。
“你跟我來。”
她領他走進了走廊盡頭的一間值班室。房間很小，一張鐵架床、一張書桌、一個鐵皮櫃子，窗台上放著一盆快蔫了的綠蘿，葉子有些發黃，邊緣卷曲著。劉桂芳把門虛掩上，指了指床邊的一把椅子。
“你是廠里的人？”
“我不是。我只是在查一些舊事。”陳建國坐下來。鐵架床的彈簧發出一聲吱呀，床單洗得發白，邊角有幾處磨損。“你知道孫大勇的事？”
“94年的事了。”劉桂芳靠在書桌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你問這個干什麼？”
陳建國沒有急著回答。他伸手從內袋里掏出那個信封——孫大勇寄來的那個。他沒有說話，只是把信封放在書桌上，推到劉桂芳面前。
劉桂芳低頭看了一眼信封。目光落在上面，沒有伸手去拿。陳建國注意到她的呼吸變了，胸腔的起伏快了一些——她認出了那種牛皮紙、那種疊法、那種封口的方式。藏在記憶里九年的東西，身體會先于大腦給出反應。
“這個信封，”劉桂芳的聲音低了一點，“你從哪里弄來的？”
“孫大勇寄給我的。”
劉桂芳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風吹進來，那盆綠蘿的葉子輕微地顫動了一下，一張枯黃的葉子落下來，掉在窗台上。她終于伸手拿起信封，抽出來看了一遍。她看得很仔細，目光一個字一個字地挪過去，看完之後她把信紙疊好放回信封里，動作很輕，像是怕把紙弄碎了。
她把它推回陳建國面前，抬起頭。
“94年7月14號晚上，是我和孫大勇值班。”
陳建國沒有打斷她。
“那天晚上很熱。廠醫院晚上的急診向來沒什麼人，我和他坐在值班室里聊天。他是省城醫學院畢業的，話不多，但人很認真。那段時間他在廠里干得挺好，工人們都挺喜歡他，說他看病仔細，有個老工人嗓子不舒服，他連看了三遍才放心。”
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窗外。外面的樹葉在風里沙沙地響，幾個小孩的叫聲從遠處傳過來，很快又被風吹散了。
“後半夜，大概一點多，有人來敲門。不是急診室的門——是醫院後門。”
“後門？”
“後門一般不讓人走，是個運貨的通道，平時鎖著的。但那天晚上有人在後面敲門，敲得很急。我當時嚇了一跳——那個時間點敲後門的，肯定不是來看病的。孫大勇去開的門。我在值班室里听到他跟人說了幾句話，聲音壓得很低，听不清說了什麼。然後他回來跟我說，有個女工受傷了，情況不好。”
“什麼樣的傷？”
“外傷。很重。送到手術台上的時候已經休克了，血壓都快量不出來了。孫大勇給她做了緊急處理——止血、縫合、輸血。我當他的助手。我們兩個人弄了將近三個小時，天快亮的時候才算把人穩住。”
陳建國听得很仔細。“那個女工是誰？”
“我不認識。不是廠里的人。孫大勇也沒問。那天晚上的情況——你不會想問那麼多問題。人是被一個男人送來的，男的把她放到手術室門口就走了，一句話沒說。”
“走了？”
“走了。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孫大勇喊了他兩聲，他沒回頭。我追到門口看了一眼——那人走得很急，路燈底下能看到他後背上有一道長長的髒痕，像是蹭到了什麼油膩的東西。”
陳建國的腦子里開始拼圖。後半夜。後門。一個受傷的女工。一個不說話的男人。孫大勇做了三個小時的手術。然後——
“那天早上孫大勇寫了份報告。”劉桂芳的聲音低了一點，“他跟我說的原話是——‘這個傷不對。不是摔的，也不是機器傷的。’”
“他在報告里寫了什麼？”
“我沒看過。但他交完報告以後，下午就被叫去了廠部。回來以後整個人就不對了。臉色發白，手心全是汗，坐在值班室里一句話不說，叫他也不應，就像丟了魂似的。”
“他跟你說了什麼？”
“他什麼都沒說。但那天晚上他來找我——”劉桂芳深吸了一口氣，胸口起伏了一下，“他站在護士站外面，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桂芳，把那晚上忘了。’然後他給了我一個信封。”
陳建國屏住呼吸。
“信封里裝的什麼？”
“一張紙。”劉桂芳轉身打開鐵皮櫃子的底層抽屜，從一本舊筆記本下面抽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信封的邊角已經磨損了，紙張發黃，邊角有些發脆，折疊處已經快磨斷了，能看到里面折痕處泛白的縴維。
陳建國接過來，手很穩。他打開信封，從里面抽出一張疊了兩折的紙。紙很薄，是那種老式信紙，發黃，有一條折疊印已經磨得快斷了。
他展開。
紙上寫著一個名字和一個日期——
“劉桂仙。1994年7月14日。”
劉桂仙。
不是孫大勇。不是趙衛東。不是廠里任何一個人的名字。
“劉桂仙是——”他抬起頭。
劉桂芳的表情很淡，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我姐。她那時候在縣城供銷社上班。”
供銷社。
趙衛東家的地盤。
陳建國握著那張紙的手緊了一下。他在心里把這條線索對上了——孫大勇那天晚上救的那個女工，不是普通女工。她是劉桂芳的姐姐。劉桂仙在供銷社上班。而供銷社，是趙衛東父親的地盤。
孫大勇寫的那份報告，寫的就是劉桂仙身上的傷。不是摔的，不是機器傷的——是被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