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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永不眠- 第615章 柏林熱浪-網游動漫-17模板網
第615章 柏林熱浪
    六一五、柏林熱浪

    ***

    狂熱。

    如果說,用一個詞形容彼時的德國,就是狂熱。

    對希特勒的狂熱,對納粹的狂熱,對第三帝國的狂熱。

    一戰後的德國,充滿恐懼和不安感,導致德國就像一只受傷的動物,而受傷的獅子是非常危險的。

    街頭巷尾的喇叭里日夜滾動著德意志民族至上的宣傳,廣場上隨處可見高舉右臂行納粹禮的人群,萬字旗在每一棟建築的頂端翻卷,把深藍的天空都染成了詭異的暗紅色。

    連咖啡館里閑聊的路人,開口都是種族清洗、領土擴張的瘋話,整個柏林就像一台被加滿了燃油的戰爭機器,每一個齒輪都在瘋狂轉動,等著奔向終點。納粹德國在備戰。

    這份狂熱底下,全是即將破土而出的野心,整個歐洲都要被這團火燒到。

    溫政得以近距離地觀察這個國家,他想到,他去日本的所見所聞,是何其的相似。

    何其的似曾相識。

    一樣的狂熱,一樣的不可一世。

    溫政深切地感受到,兩個戰爭策源地已經形成。

    世界經歷著舊帝國的式微和新興列強的崛起。國際格局猶如一片冰層相撞的海域,充滿著危險與不確定。

    德國在擴軍。

    德國的征兵條例里有這樣的規定。聰明而勤快的人,應該讓他去做參謀,因為他會把事情做的到位。但不適合去做主官,否則士兵會被他操練死。

    聰明而懶惰的人,應該讓他去做司令,因為他聰明,什麼也難不倒他,但他懶,那麼他就不會折騰士兵。

    愚蠢而懶惰的人,適合做普通士兵,因為他們不愛動腦子,也不願意多做一點,那麼只有命令他們才行。

    愚蠢而勤快的人,應該直接殺掉,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愚蠢,自以為是,胡亂搞,反倒壞菜。

    俄羅斯不一樣。

    縱觀俄羅斯人的征兵史,從沙俄時期,一直到近代為止。有一個中心思想從未變過。那就是先行征召邊疆少數民族青壯年,高比例的征召消耗少數民族兵員,是他們的既定國策之一。

    一旦征兵征到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俄羅斯青年,那麼戰爭就快結束了。

    政權合法性也會收到巨大影響。

    大清此前是看不起日本的,北洋水師也曾在長崎耀武揚威。但是甲午慘敗,官方滿臣漢臣才承認此時中國遠不如日本。

    日本自此成為列強之一,成為洋人洋鬼子,和西洋鬼子並列,被稱“東洋鬼子”。

    中國人往往陶醉于與日本“同文同種”的危險幻想,最後才發現日本才是最凶殘的敵人。

    ***

    要了解納粹德國,不能不了解一戰。

    譬如,當年的奧匈帝國不是一個海上大國,它的“名望”與“實力”其實並不匹配。用匈牙利歷史學家奧斯卡•亞西的話來說,這個帝國“從經濟角度來看,在1913年就已戰敗了”。

    因此,1914年前奧匈帝國的最大恐懼是擔心自己會成為第二個奧斯曼帝國,會淪為歐洲的另一個“病夫”

    當時有兩大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奧斯曼帝國。一個是“東亞病夫”。

    奧斯曼帝國隨後解體,大清疆域由中華民國繼承下來,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不得不說天佑中華。

    隨後,奧匈帝國崩盤。

    真相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

    ——不管這句話是出自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還是一戰時期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遜,其意義在于對“戰時難有真相可言”的陳述或控訴。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句格言不僅適用于當時,同樣也能在當下找到許多對應的例子。

    1914年夏,直接對話實際上被相互猜忌和偏執假設所取代。

    一戰的“導火索”是奧匈皇儲斐迪南在薩拉熱窩遇刺,但該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其實是被史界稱為“不可救贖的民族主義”︰普林西普當年行刺,是為了建立一個“大塞爾維亞國”,也是為波斯尼亞境內的塞族爭取權益;

    凡此種種,似乎都在驗證著馬克•吐溫當年說過的那句話︰“歷史不會重復,但會經常押韻”

    一戰前的奧匈帝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

    在這個多民族國家中,各個族群都在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斗爭,“仇恨”充滿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內有各族群之間以及對共同敵人猶太人的仇恨;對外則是對法俄加盟的“協約國”以及塞爾維亞王國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

    用皇帝弗朗茨•約瑟夫自己的話說,“在我的帝國中,危機永遠不會消失。”

    1879年德奧建立同盟關系後,維也納和柏林一直是親密的“兄弟加戰友”。

    只不過,雖然雙方強調所謂的“尼伯龍根忠誠”,即一種根植于日耳曼傳統文化的無條件的感性式效忠,但兩者的主次關系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代表霍亨佐倫一脈的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政治統一後已成為中歐的主導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脈的奧匈帝國雖然曾在德語區域獨佔鰲頭,但此時由于內外交困而不得不嚴重依賴柏林,並最終導致失去軍事和外交上的行動自主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奧匈帝國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著一種“被包圍、被羞辱”的主觀感受。

    歐洲各大城市的戰爭紀念碑,如柏林的勝利柱、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的納爾遜柱、巴黎的凱旋門或聖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柱,似乎不斷在做“廣告”,提醒著每一位路人記住他們國家的戰爭歷史和“戰神”人物。在歐洲國家的神話與象征中,戰爭和軍事本來就扮演著重要角色,這為國家提供了采取戰爭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當然,戰爭在歐洲的種種存在形式不僅源于上述歷史記憶,還源自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這個理論將“斗爭”和“權力”提升為政治行動的指導原則,並認為國家必須以擴張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