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怎么可能没有心？
大概，也许，可能，真的有人没有心。
安西就是没有心的人。所以他的心里，从来不会装下那些叫做“怜悯”、“恐惧”或者“犹豫”的累赘。他的心早就在很久以前的某场大火，或者某次背叛里，连同那些多余的软弱一起烧成了灰。
如今在他胸膛里跳动的，不过是一台精密到冷酷的、只为生存和杀戮而生的机器。
面对女人濒临崩溃的绝望，他没有丝毫动容。
他不停在她身上运动。
他持续的时间很长。
不是那种意义上的运动。他的手指从她的下颌滑到锁骨，再到胸口，沿着肋骨的轮廓一寸寸往下，像是在丈量，像是在确认。
他的动作极其缓慢，极其精准，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每一个停顿，都恰好落在她脉搏最脆弱的位置。
他在用触觉。
他持续的时间很长。
长到女人的呼吸从急促变成窒息，从窒息变成一种无声的、被碾碎了的呜咽。
她的身体在他手下剧烈地颤抖，像是一片被狂风撕扯的枯叶，但她不敢动，不敢叫，甚至不敢把眼睛闭上。
因为安西的手指始终没有离开她的皮肤，那种冰冷的、不带任何温度的触碰，比任何刀锋都更让她恐惧。
他在找。
找她身上不属于这间卧室的痕迹。找她皮肤下藏着的谎言。找她心跳里被刻意压抑的、真正的秘密。
终于，他的手停在了她左侧肋骨下方，一个极其隐蔽的位置。
那里的皮肤温度，比周围低了半度。
安西的手指微微用力，按了下去。
女人猛地弓起身体，一声被死死咬住的惨叫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是被掐断了脖子的鸟。她的瞳孔骤然放大，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彻底碎裂。
“找到了。”
安西收回手，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他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女人蜷缩在床上，浑身被冷汗浸透，像一只被剥了壳的蜗牛，只剩下最柔软、最不堪一击的部分暴露在空气中。
“你男人是自己走的。”安西说：“他根本不管你的死活。”
女人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眼泪无声地涌出来，但她连擦都不敢擦。
安西没有再看她。他转过身，走向门口。
“现在，你可以哭了。”
他的声音消失在门外的雨夜里，像一滴水落入深渊。
***
安西动了。
他没有拔刀，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只是迈开步子，以一种极其诡异且流畅的姿态，在院子里游走起来。
他不停地运动。
在常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场毫无规律的夜行。但在安西的世界里，这是一场精密到极点的“扫描”。
他的听觉和嗅觉随着肢体的舒展被放大到了极致，每一次落脚、每一次转身，都在丈量着这片死寂之地的每一寸空间。
他持续的时间很长。
从院门到回廊，从假山到枯树，他像是一阵穿堂而过的阴风，一遍又一遍地刮过这二十七个曾经站满活人的位置。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停滞，也没有因为找不到任何活人气息而显露出半分焦躁。
他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精密仪器，在黑暗中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时间在这座院子里仿佛被无限拉长。
夜风依旧在吹，那些“气死风”灯依旧在昏黄地摇曳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安西的脚步声被刻意压到了最低，几乎与风声融为一体。
他不是在寻找凶手。
他是在确认死亡。
他在用这种近乎偏执的持续运动，去确认那二十七个暗哨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瞬间，被抹除了所有的生命痕迹。没有挣扎的摩擦声，没有兵刃交接的脆响，甚至连一滴血溅在青石板上的声音都没有。
这种“干净”，比满院子的尸体更让他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
就在他在屋子里的片刻，这二十七个人，已经被人瞬间击杀。
安西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停在了院子正中央，那棵老槐树下。
他缓缓地闭上眼睛。尽管那本就是瞎眼。
他胸腔里那颗没有温度的心脏，依旧以极其平稳、冷酷的节奏跳动着。
他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运动，不是为了发泄，也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将所有的感官调整到最锋利的状态。
现在，他准备好了。
“出来吧。”
安西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轻声说道。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既然把戏已经做足了，就别再藏了。”
“气死风”灯，忽然同时熄灭。
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幽灵般的女人。
安西忽然叫出了声，说出了一个仿佛地狱般的名字：
“雨燕！”
***
“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也”，梁启超在结尾写道：“故革命党亡国之罪一，而现政府亡国之罪二”。
这是他写的《现政府与革命党》，刊发于第89期《新民丛报》上，大概是1907年2月。
在与《民报》持续了一年多的论辩中，这篇文章态度尤为独特。尽管仍旧说革命党的观点、行为足以亡国，但攻击的主要对象却是满清政府，相信后者才是一切的源头：
“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他将革命党的兴起，归咎于现政府的两大弊端，腐败与满汉之别。而在宣布预备立宪以来，这两个弊端皆加剧了，“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奋以刷新此前之腐败”，却“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此前且更甚焉”。
新官制改革中，“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出现”。梁说，政府从从不作为变为主动作为后，反“要之一切举动……无不以供给革命党材料为务”。
同时，政府又毫无反省精神，以严酷性面对挑战者，“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它不惜破坏国际法，“如最近长江一带叠次之党狱，与夫要求上海领事引渡其党员，要求日本政府部门驱逐其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