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者二号定在1968年秋天打。
有了第一颗的教训，第二颗的测试周期拉长了一倍，阀门全部换了新材料，存储期规范在发射前一个月正式发文——周明远牵头的那份草案，在工程部压了十一个星期，被改了四稿，最后颁布的时候署名是工程部标准处，周明远的名字排在起草人第五位。韩锋把这事报上来，问要不要干预。程万里批了两个字：不查。
标准发下去，比署名重要。程万里后来在一次内部讲话里提到这份文件，只说了半句：起草的过程我不满意，但文件本身是管用的。这话传出去，工程部的几个人松了口气，周明远在基础组的处境也没什么变化——还是每天按时上下班，还是没人找他吃午饭。
探路者二号在九月发射，入轨、转移、巡航，一路顺利。1969年七月，它从距火星表面九千公里的地方飞过，拍回了二十三张照片。照片上，火星是一颗橘红色的、坑坑洼洼的星球，平淡得让报纸编辑发愁——头版登了最大的一张，读者来信一半在说花这么多钱就拍这个。
钱老倒是很高兴，拿着照片在科学院的走廊里给人看，逢人就说北极冠，看见没有，极冠。
程念月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第二年过得不好不坏。
无线电专业一百二十个学员，她排第三十几名。这个名次放在普通学员身上毫无问题，放在她身上就成了问题——教员给她打分会不自觉地严，同学看她的眼神里总有点别的什么，连食堂打饭的师傅舀菜都给她多半勺，这让她恼火了好一阵子，后来干脆去最远的二食堂吃。
她跟家里通电话，十天一次，按规定打到学校的总机。有一次林若兰在电话里问她想不想家，她说不想，信号不好，先挂了。其实那天宿舍楼下的桂花开了，她站那儿闻了半天。
程万里这一年去看过她一次。没提前打招呼，车开到校门口被门卫拦了，登记、打电话到系里、系里报到校办，折腾了四十分钟。程念月从实验室出来，白大褂没脱，看见父亲站在传达室门口，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来了？
路过。程万里说。
父女俩在校园里走了二十分钟。程念月说了说课程，说了说宿舍的蚊帐破了没人修，说了说她们小组焊坏了三块电路板。程万里听着，末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是韩锋给他准备的、写着学校后勤处处长名字的纸条。
蚊帐的事找这个人。
程念月把纸条推回去：我自己会修。
程万里把纸条收起来，又说，电路板焊坏了不丢人，我年轻时烧过整个电台。
你那是打仗。
打仗也是学艺。
这就算那次见面最像父女的一段对话了。走的时候程万里站在车边，想说句什么，最后只说：缺钱了说话。车开出去很远，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女儿还站在原地，白大褂在太阳底下晃眼。
程家宝这一年倒是闲了下来。登月任务之后，备份乘组解散，主份乘组转入训练中心任教，他成了最年轻的教员主任。他结了一次婚，对象是第六军一个军医，婚礼办得很小，在训练中心的食堂摆了四桌。程万里到场坐了十分钟，敬了一圈酒就走了，走的时候给儿媳妇的红包里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好好吃饭。
媳妇后来跟程家宝说，你爸这人挺怪的。程家宝说，他不是怪，他是不知道怎么当爸，学了一辈子，就学会这一句。
外部的世界在这一年也有了自己的进度。美国的阿波罗十一号在十一月登月成功——阿姆斯特朗那句话通过短波传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南的收音机。国内报纸登了消息，三行字，没有评论。倒是训练中心的黑板报上有人抄了一段《真理报》的社论，末尾添了一行粉笔字：第二个到的，别忘了看路。
钱老看到那行字，让人别擦。过了两天，他在那行字下面又添了一行：
路是大家一起走出来的。下一步，谁走到第一个，就看火星了。
探路者二号飞过火星之后，没有停。它继续往太阳系深处飞，每天往回发四个小时的信号，功率一年比一年弱。科学院有人提议给它起个名字，征集来的名字五花八门，什么不回头，钱老最后都没批，说就叫探路者二号，它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东西，它是个探路的。探路的走丢了，后面的人才知道哪条路不能走。
1970年春节前，程念月放假回家，在火车上站了二十二个小时。到家的时候林若兰给她下了一碗面，她吃完面倒头就睡，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她听见父母在书房里说话，声音不大，她没听清，只听见快不行了几个词。
她推门进去的时候，谈话停了。程万里正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捏着一份电报，脸色是她从没见过的那种——不是紧张，是一种她说不上来的东西，像一个人看见远处有栋房子着了火，而那栋房子里住着他认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