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三月，第六次信号，出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间隔还是四十秒，但每一个脉冲的末尾多了一个微弱的——像敲管子的时候，管子里还有东西轻轻碰了一下管壁。三台接收机都录到了，不是干扰。顾工把波形放大又放大，那个的形状不太规则，时有时无，但每一次出现，都精确地跟在主脉冲后面。
像是回波。小组里搞声学的年轻人说，主脉冲撞上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但这个方向上，我们的星表是空的。
顾工盯着波形看了一夜，第二天给那空沙旺打了电话。电话是打到钱老家里的。钱老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把磁带送来。原件。
磁带送到那天，钱老把它和自己锁在保险柜里那份报告放在一起，听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做了两个月来他一直没做的事——他把报告装进公文包，去了程万里的办公室。
程万里看完报告，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信号是什么，而是：为什么现在才给我看？
因为我没想清楚该不该给你看。钱老在他对面坐下，老态比几年前明显多了，你这个人，知道了就一定要管，管了就一定要管到底。这个东西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怕你把它当成一场仗来打。
它不是仗么？
我不知道。钱老说，但它响得很有耐心。敲了六次，隔几个月敲一次，不急不躁。打仗的人不这么敲。
程万里把报告合上，点了头：行。科学院主导，国防不插手，军方不接触。你要钱要人要设备，直接找我，不走会。
还有一个条件。钱老看着他，程念月那个小组，交给我带。这孩子在岛上守了三年没声张，比一般人沉得住气。但她是你闺女，得你点头。
她守的东西，程万里说，你问她自己，别问我。
苏联的第一批技术人员四月抵达。二十三个人，经香港转道，对外身份是农机专家。第九局全程跟着，韩锋亲自盯。这些人年纪都偏大，话很少，行李里最多的是图纸的胶片，裹在蜡纸里一层一层。
队伍里有一个不在名单上的人。
入境的时候他出示的是顾问证件，名字写的是个常见的俄国姓。韩锋的人查了三天，把照片发回莫斯科方向的老渠道，回过来的消息让韩锋自己愣了几秒——证件是假的，名字是假的，但人是真的：科罗廖夫。
苏联航天之父，登月计划的主持人，1969年之后被彻底闲置的人。他混在技术团里，坐了三天的火车和船，到那空沙旺的时候，人瘦得脱了形，穿着一件不合季节的厚外套。
韩锋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上报程万里。程万里问：他自己说什么？
他说他是来的。看什么都行——发射场、训练中心、学校。他说他知道我们不缺技术，他也不打算给。韩锋顿了顿，他说他就想去一个地方。
哪儿？
月面观测站。他想通过我们的中继，看一眼降落点的实时影像。他说……他就想看看，那个坑长什么样。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程万里最后说：安排。观测站让他去，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安保放远点，别贴着他。
风险呢？
一个连祖国都回不去的人，程万里说，身上能有什么风险。
科罗廖夫在观测站待了一个下午。没人知道他在屏幕前面坐了多久，看见了什么。出来的时候他对陪同的翻译说了唯一一段话，翻译后来原样记下：
我们的飞船画在纸上的时候，你们的才刚刚发芽。后来你们的活了，我们的进了档案室。我今天看见了那个坑——它比照片上的小，比我想的深。这个坑值二十年，我认了。但你们要记住一件事：坑是人挖的，纸上的飞船也是人画的。挖过坑的人和画过飞船的人，应该一起喝一杯。
这段话被翻译记下来，夹在第九局的报告里送上去。程万里看完，批了一行字：备一瓶酒。等他自己开口要。
酒最后没用上。技术团三个月后就走了，科罗廖夫跟着走了。走之前他去了国防科技大学，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有人说他看见训练中心墙上那张月球照片了，就是很多年前写着下一步，人的那张——现在那张照片下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都是后来上天的人的。
钟摆信号在七月敲了第七次。
这一次，变成了——每个主脉冲前面，出现了一个比尾巴更淡的先行脉冲，像回波跑到了主脉冲前面。顾工在报告里写了一句话，写完自己把笔扔了：
either 我们的距离算错了，要么，那行字改成中文之前被划掉了，最终留下的是——它不在一个地方。它每次都在动。
报告锁进钱老的保险柜时，程念月的小组已经从岛上撤到了科学院地下的一处新设施。她在移交设备的时候，最后一次站机房门口看海。站长来送她，憋了半天说：以后要是有人问起那个信号，就说咱们站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咱们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