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一百八十八名新户入册后的第三日，旧南街一名老人来东井领冬前修屋木料，却被告知户册里查不到他。
老人叫杜老六，在荒城住了十三年，修过西墙，也在第一次大旱时跟着清过北井。南街几乎没人不认识他，可旧户册上，杜老六仍然挂在十年前已经倒塌的西七码院，而现在那块地早变成了公共巷道。更麻烦的是，旧册旁边还有一条三年前的“迁出”小记，没人知道是谁写的。
杜老六把木牌往桌上一拍：“我人都在这里住十三年了，你们现在告诉我，我迁出去了？”
徐墨没有用“大家都知道你没走”把事情糊过去。他先把杜老六近五年的工册、医棚记录、粮点购粮记录和片区水工册全调出来。记录非常连续，根本不存在三年前迁出荒城的可能。再查那条“迁出”小记，才发现当年西七码院拆迁时，登记人把“迁出旧院”写成了“迁出荒城”。
一个字省掉，三年后便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户册里变没。
顾长安站在旁边看完，没有替杜老六直接补一张新户牌，而是让旧居民换册立刻从“六十日内逐步做”提前到今日开始。不是因为杜老六特别倒霉，而是他恰好证明，荒城现在已经不能允许两套人口系统继续并存。新户册把家庭、住址、债务状态和迁出迁入写得清清楚楚，旧居民却还靠早年那几张字迹模糊的纸支撑，时间越久，两边差得越大。
旧册换新册的第一条原则却不是“全部重审”。
陈嫂听到消息时第一个问：“是不是连我以前的田、工、粮都要重新查？”
徐墨答道：“不是。已经确认过的权利和事实，不因为换册重新翻案。换册只补现在是谁、住在哪里、家庭关系有没有变化、是否死亡迁出，以及旧户号和新户号如何对应。”
顾长安又加了一句：“换册不能变成一次重新证明你有资格住在荒城。”
这句话被写在东井公示板最上方。旧居民不需要像当初那一百二十八名军籍候选一样重新证明五年身份连续，也不需要为了换册再把祖宗三代找出来。荒城已经有大量长期记录，能对应就对应；真正出现冲突的，才单独进入复核。
第一日换册只开放三个片区，每片区四十户。登记棚没有按“先来先办”让几百人排长龙，而是按旧户号和现住片区分时段。老人、病人和行动不便者由片区登记人上门核。新片区一百八十八户已经用过的听证方法也沿用过来：不识字的人由两人复述，不要求背规则，只要确认名字、家庭、住址和旧号对应。
问题很快比预计多。
第一类是死亡未销。首日一百一十七户里，有十三名早已去世的人仍在旧册中，其中最久的一名已经死了八年，粮册早就停了，户册却没人删。过去人口少，大家知道“那个人不在了”，所以没有立刻造成损失；如今公共屋、救急粮、片区水量和正式户数都开始按册计算，这些死人若继续留着，荒城会在纸上凭空多出十三张嘴。
第二类是婚嫁和共同生活未并。南街有一对夫妻成亲六年，丈夫仍挂父母户，妻子仍挂娘家户，两个孩子则因为出生时分别在不同医棚登记，被写在两个户号下面。平日一家四口住在同一间屋，账面却像三户人。换册时不直接把所有财务合并，而是按第七十五章已经试过的办法，把共同生活、个人债务和公共屋位分开记录。
第三类是孤儿与照护关系。荒城早年收下的不少孩子没有正式监护记录，谁家多一口饭便带着谁。如今这些孩子有些已经长成青年，旧册却仍写着“附某户”。陆小满提出不能简单沿用，因为“附户”看不出他有没有自己的工筹、债务和迁出权。于是十六岁以上、能独立出工的人可以建立个人页，同时保留当前共同生活关系；未满十六岁的，明确主要照护人和备用照护人，不把照护自动写成血缘。
秦婶来帮忙听证时，看见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被从“赵家附户”里分出来，忍不住问：“分出来以后，还能住赵家吗？”
徐墨答道：“能。户页独立不等于赶出家门。”
男孩自己也问：“赵叔以前替我还过药钱，这算不算我的债？”
“若明确是借给你的，记个人债；若当时说的是照护支出，不因为你成年以后突然变成债。”徐墨答道。
赵叔就在旁边，直接摆手：“那几年他才多大，我没想过让他还。”
于是这笔旧药钱只保留在照护记录里，不进入债务页。换册不是把过去所有人情都硬折成银两。
第四类最麻烦：一人两号。
首日查出六人同时有两个旧户号。三人是早年搬片区后新旧号都没销，两人是同名导致登记人另开一页，最后一个却不一样。那人叫胡顺，旧南街有一个户号，北工坊也有一个。他两边都领过公共工筹，却没有重复领粮。徐墨把他叫来问，他承认自己三年前为了同时排两个工坊试工名额，故意用过“胡顺”和“胡三”两个名字。
胡顺低着头说道：“那时工少，我怕排不上。”
顾长安没有因为事情过去三年便直接不管，也没有把他三年的全部工酬判成冒领。两份工册核下来，他确实做过对应的工，只是利用双号同时占过两次试工优先位。其中一次最终没去，另一个人因此晚了三日入组。
处理结果写得很具体：双号合并，曾用名保留在身份页；已经真实完成的工不追回；当年违规占用试工优先位记入更正页，并补三日公共工。以后他申请稀缺工位时，六个月内不能同时占两个候选位。
有人觉得三年前的事还补三日工太较真。顾长安却说道：“不是为了三日工。是因为如果双号合并只写一句‘历史原因’，以后谁都可以说自己第二个号也是历史原因。”
同一天还发现一个反过来的问题。一名叫王茂的老居民户册写着两个儿子，可其中一个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十年前逃荒时临时同行的少年。少年后来已经离开荒城，却一直挂在王茂户下。王茂每次看到也懒得改，因为对方早不在，觉得“写着又不吃粮”。
现在换册，这个名字被正式移入“历史同行、去向不明”页，不再挂家庭成员。户册不是纪念册，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一起走过几年路，就永远把他算成一户。
第一日结束，一百一十七户完成换册，发现并更正三十一处问题。徐墨没有把数字藏起来，直接贴在东井：死亡未销十三，家庭关系错列七，重复户号六，历史同行与照护关系五。更正不会改变已经确认的承种、债务和住房，若某一修改影响其他专册，必须由对应专册另行复核。
第二日，真正的利益冲突出现了。
南街两户共用一个老院已经十几年，户册却始终是一户。如今其中弟弟一家要求分户，理由是孩子长大，工筹和债务早已分开；哥哥一家却反对，因为公共屋位一旦按两户计算，弟弟可能获得未来单独申请住房的资格。
登记人差点把这件事送到顾长安面前，徐墨却先按交接册处理。户籍分户只看是否已经独立生活、收入和家庭关系，不直接决定能不能分房。住房申请另走住房册，分户以后也不会自动多一间屋。哥哥听完，最大的反对理由便没了。
弟弟一家最终成功分户，但仍住原院。新户册上两个户号使用同一住址，公共院墙和水点不重复计算。未来若申请住房，两户按各自家庭情况进入同一排位，不因为今天分户抢占现成房源。
这件事让很多人第一次明白，统一新户册最大的作用不是“给更多东西”，而是把不同权利拆开。户是户，房是房，田是田，债是债。过去一张旧户页什么都模糊地拴在一起，于是每次想改一个名字，所有人都会担心连带失去其他东西。
第三日，杜老六终于拿到新户牌。
新册上写着他的旧户号、现住南三区、独居、无未结迁出记录，旁边保留一条更正说明：三年前“迁出旧院”误记为“迁出荒城”。那条错误没有被擦掉，因为以后再有人问为什么旧册和新册不同，能直接找到原因。
杜老六看不清细字，只让书吏念给他听。听完以后，他问道：“那我十三年前修西墙那一笔工，还在不在？”
徐墨笑了一下：“在工册，不在户册。”
杜老六点头：“那就行。”
他拿着新牌去领修屋木料，没有受到额外优待，也没因为这几日的麻烦多拿一根。只是这一次，仓房真的能从户号里找到他。
到第五日，旧居民完成换册四百六十七户，超过荒城旧户总数的一半。错误率开始明显下降，因为登记人已经把最常见的死亡未销、搬家误记、共同生活和双号问题做成样例。后面的片区不必每发现一次便重新争论。
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没有因为顾长安只剩几日就停。徐墨把剩余户数、每日处理能力和预计完成日期写进交接册。按现有速度，顾长安离开以后还要十多日才能全部换完。
冯德看完那行日期，问道：“不赶在殿下走前做完？”
徐墨答道：“赶不完，也没必要假装赶完。”
顾长安听见后，没有插话。
这句话比任何送行话都更让他放心。
换册做得越多，原来藏在不同专册之间的错位也开始露出来。
粮仓先发现一件事。旧户册里有九户已经搬到新片区，却仍按旧南街水点和粮点计算日常供应。人实际上早已在北边买粮、取水，账上却像是南街少了九户、北边又多了九个“临时人”。过去总量不大，没人追究；如今新片区水量按户精算，这种错位会让两个片区的数字同时失真。徐墨于是规定，换册后的新住址只更新“人在哪里”，粮、水和住房专册要在三日内同步核对，但不得自动变更配额。谁真的改变了领取地点，要由对应专册确认。
医棚也查出五名老人仍挂在已去世子女户下。平日看病靠邻居陪着，医棚只认人，不问户，因此一直没出大事。可一旦老人卧床，需要长期照护和药钱来源，就会发现册上根本没有现在真正负责照顾他的人。沈青禾让这五人的照护关系单独补录，谁负责日常照看，谁只是邻居帮忙，谁在紧急时可以代签取药，都分别写清。照护可以变化，不能因为一张旧户页把十年前的人永远当成今天的照护人。
最让居民紧张的是旧债。有人听说换册会把曾用名、旧住址都补回来，立刻担心债主会借机翻旧账。冯怀义那边甚至派人来问，能不能借换册机会把三村债户重新核一次。徐墨当场拒绝：“户册更新身份，不替债主重新开案。已经在债务册里的，按原状态走；不在债务册里的，不能因为换册多了一条旧住址，就自动生成一笔债。”
这条规则随后被写在换册说明里。否则统一户册本来是为了让人更容易被找到，最后却可能变成谁都能来翻找别人过去的工具。
周惟正特意抽查了两户。第一户原来有一笔已经还清的牛租债，旧账上还留着债主名字。换册只记录“债务页已结清”，没有把债额重新抄一遍；第二户则有一笔仍在争议的药债，新户册只写“债务复核中”，具体证据仍留在债务专册。户册知道这件事存在，却不替另一套册子下结论。
第五日下午，换册棚外没有最初那么挤了。很多旧居民发现，换册不是来抢他们的东西，反而开始主动带着旧牌和家庭变更来核。有人来补死亡，有人来报孩子已经成家，有人只是想确认自己从十年前的破屋搬到如今新房后，册上究竟写在哪里。
秦婶看着排队的人，忽然说道：“以前我们怕官册，是怕上面多写一个字。现在倒有人怕少写一个字。”
顾长安听见后笑了笑：“都怕才正常。一本册子若能影响粮、屋、债和迁出，少写多写都会害人。”
秦婶问：“那以后谁来管这本册？”
徐墨指了指登记棚里正在轮班的三个人：“不是一个人。主责、次责、复核人，换着来。谁改过哪一页，旁边留名字。”
秦婶点点头，没有再问顾长安。
这也是换册到第五日后最明显的变化。居民来问的是“户册组怎么记”，不再是“七殿下准不准”。顾长安仍然每天从东井经过，却越来越像一个旁观者。对他来说，这并不失落，反而比所有人围着他请示更接近真正的交接。
当日下午，都护府的快骑进了荒城。来人不是催回京，也不是北路警报，而是送来黑水堡旧粮案的阶段复核文书。
文书足有二十七页。
最上面列着三种损失：真正因仓顶漏雨、排水堵塞造成的霉坏；运输和换袋过程中形成的账实误差；以及仍无法由正常损耗解释的短缺。
这意味着，拖了几十章的黑水堡旧账，终于不再只剩“有人偷粮”四个字。
顾长安距离离城，还剩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