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三级追责的机制跑了两个月之后，马非有一次在跟胡步云汇报预警系统运行情况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
书记，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报上来的苗头性问题的数量反而比前几个月少了。
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是因为干部们自己在第一级警示谈话的阶段就把问题解决了，不需要等到爆出来才处理。
胡步云当时正在看一份关于第二版实施细则落地效果的季度评估报告，闻言抬头看了马非一眼，说了一句：那不是更好？纪委的活少了一半，你那边预警系统的压力也降了一半。
那之后，这套分级追责机制成了北川省管县改革过渡期里一个被人私下讨论得很多的制度设计。
有些地方干部私下里管它叫三档刹车，第一档轻轻踩，提醒你减速，第二档踩重一些，警告你别再加速了，第三档直接一脚踩死。有人说这套机制好就好在给干部留了改错的机会。
也有人说这套机制其实比当初林书记那套直接免职的方案更狠，因为警示谈话记录进了组织部的系统，你下次提拔的时候就多了一道门槛，心里始终悬着一根弦。
这些议论林知媛自然也听说了。
她没正面回应过，但在一次纪委内部的工作会议上提了一嘴：分级处理不是让步，是精准打击。
底下的人点了点头，没人多问。
胡步云那段时间有一次去省政协找张海潮商量事情，散场之后两人站在政协办公楼的走廊里聊了几句。
张海潮忽然问了一句：听说你跟林知媛吵了一架？
胡步云说：你怎么知道的？
听说的。张海潮说，消息传得快。但都说你们吵完之后反倒把事办成了。
吵是难免的。胡步云说，纪委要管严，改革要推进，两条线在一个方向上用力的时候，拧着一点是正常的。拧完之后能往前走就行。
张海潮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那天胡步云从省政协出来坐上车准备回省委大院，车子刚驶出政协大院的门，手机就响了。
他掏出来一看，是高隆秘书的号码。
他接起来之后对面先喊了一声胡书记，然后说：胡书记，首长让我转告您一句话。省管县改革过渡期在您的推动下推进得比较顺利，北川这套过渡期的打法，首长认为比较有代表性，可以考虑向其他条件成熟的省份推广。
胡步云握着手机的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下，然后说：请转告首长，谢谢首长的肯定。但请您再给我半年时间，我先把这套机制跑成一套成熟的模板再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的，胡书记。我会把您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首长。
电话挂断之后，胡步云握着手机靠在座椅上，目光落在车窗外面。
车子正在经过浩南市区的主干道，两旁的路灯已经亮了，在初春的傍晚里泛着橙黄色的光。
他忽然意识到，省管县改革不知不觉中已经从一个变成了一个。
他靠着座椅，闭上眼，车子继续往前开，路灯的光线一段一段地划过他的眼睑，明暗交替。
他脑子里转着很多事，转着青山县的样板、永宁县的红皮册子、圩河的协调会、纪委的三级追责、张海潮的观察团、黎明的数据平台、薛玉明的资金通道，所有这些东西像一条正在慢慢拧紧的绳索，把省管县改革这个曾经摇摇欲坠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捆结实了。
他睁开眼，看着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街景，忽然觉得，北川这个地方，好像真的开始变了。
北川的春天来得快，三月中旬气温就蹿到了二十度以上，街边的玉兰花一夜间全开了，白花花的一片，衬着灰扑扑的旧楼房显得格外扎眼。
省管县改革过渡期实施细则第二版正式运行了将近三个月，胡步云案头的阶段性评估报告堆了厚厚一摞。
曹东来每周汇总一次各厅局和各地市的推进进度，数据一栏一栏填得满满当当。
比起半年前那份全省各地都在冒烟的简报，眼下这份进度表要好看得多：资金拨付到位率从六成出头涨到了九成以上，县级项目申报审批周期从平均四十多天压到了二十天以内。
最突出的变化反映在信访量上，省信访局过去三个月登记的越级上访件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一半。
胡步云想起了自己刚开始接手北川之前那段日子，所有关于省管县改革的消息全是负面的，群体事件、越级上访、班子涣散、基层瘫痪，每一个关键词都像一块石头压在他胸口。
转眼之间，这些石头开始一块一块地被挪开了，省管县改革从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省份案例，变成了一套可以被别人拿去参考学习的。
他甚至不确定这中间具体是哪一件事起了最关键的转折作用，是青山县的样板跑通了，还是纪委那套三级追责机制立住了，或者是张海潮那个老头带着几个退休干部到处挑毛病把漏洞全堵上了。
但不管具体是哪一件，整个系统确实跑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