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是日日挂在嘴边“孔孟之道”“圣贤遗训”么？那就索性派去半岛。
其中未必没有通晓实务、能理一方政务的干才，放过去历练，也算人尽其用。
表面看，两头兼顾，一石二鸟。
但这么一动，大明内部立刻就绷紧了弦。
自朱雄英执掌朝纲以来，用人之急，从未缓过一日。
上至翰林院讲经的博士，下至工坊里抡锤的匠人，个个缺。
最吃紧的是基层劳力……修路的、开矿的、运粮的、建厂的，人手永远不够。这也是他火速兴办学堂的根由。
如今若真按朱棣所议，抽调大批官吏、军士赴半岛，协助设治、安民、建制，那朱雄英面前摆着的，就是一道绕不开的硬坎：人从哪儿来？
他心里更倾向第二策……让朱棣把半岛百姓往大明腹地迁。
大明人口远未见顶，生产力又日日攀高，哪怕将来涨到两三亿，只要早做筹划，养活并不难。
可“迁”字说来轻巧，路上却不知要折多少人。
那些人不是本国子民，水土不服、疫病横行、逃亡走散……抵达者能剩几成？谁也不敢打包票。
更不用说，光是粮秣转运、舟车调度、沿途安置，就得掏空国库一角。
值不值？划不划得来？这笔账，朱雄英得回宫后同群臣细算。
至于让半岛人自治？他压根没当回事。
与其指望他们自己立政、理民、纳赋，不如趁早动手迁人。
就算半道上倒下几个，也强过在原地被豪强盘剥、饿死冻毙。
一时之间，他沉默良久。
群臣反复权衡后，拿出个折中之策：分步走。
先挑一批人过去……既有能写判词、理户籍的小吏，也有懂屯田、善抚民的能员；
再挑一批已归化多年、通汉语、习礼法的半岛百姓，先行内迁；
其余尚未教化者，则暂留原地，慢慢推行识字、授农、设塾，待风气渐变，再图后举。
道理很简单：让当地人亲眼看见……那些从前穷得揭不开锅的亲戚，到了大明，分了地、进了厂、孩子上了学，日子一天天亮堂起来。
人心自然就动了。
话是这么说，落地却不易。
谁去？谁留？谁先迁？谁缓迁？哪州接人？哪县安顿？
这些关节，还得内阁、户部、兵部、工部坐下来一条条抠。
方向定了，朱雄英便不再插手细节。
只每日问一句：“商议得如何了？”
这事拖不得。拖久了，生变。
……
“王爷，您瞧陛下最后会选哪条路？”朱棣身边亲随低声问。
朱棣望了望窗外灰蒙蒙的天，慢声道：“陛下这个人……不好猜。”
琢磨半天，他只想到这四个字。
“实话说，我也摸不准他心思。”
在朱棣眼里，半岛那些人，瘦小枯干，站成排都难齐整。
真要挑炮灰，他也只肯从北直隶、山东挑身板结实的青壮。
那些人，怕是连扛旗都嫌矮。
再说那地方，偏僻苦寒，耕作艰难，种啥收啥全看老天脸色。
若非扼守海防要冲，他连城门都不愿多踏一步。
倒是岛国，虽土地贫瘠，好歹金矿银矿埋得深，粮食也能勉强自给。
相较之下，朱棣实在想不通……
朱雄英为何盯死半岛不放？
打服了，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躺着收钱，不比亲自派人管、贴钱养、操心安顿省事得多？
他不知道，朱雄英要的，从来不是半岛那一片荒山瘠土。
他要的是人。
是能推车、抡镐、织布、炼钢、修铁路、造火轮的活生生的人。
没有足够人手，工业化就是空中楼阁。
工厂建得再大，机器转得再响，没人买、没人运、没人修、没人扩产，终归是死水一潭。
西方列强为何拼死抢殖民地？
岂止为便宜的棉花、铁矿、苦力？
更是为了那千万张等着买货的嘴、千万双等着穿鞋的脚、千万户等着点灯的屋。
大明眼下人口不少，撑起纺纱织布、烧瓷酿酒这类轻业，绰绰有余。
可若想铸万吨巨轮、架千里铁轨、造百尺火轮，这点人，远远不够。
朱雄英缺的，从来都是人。
这才是他决意彻底掌控岛国与半岛的深层缘由。
在朱雄英看来，岛国与半岛，各自都有难以根除的痼疾。
可这，恰恰是它们在东亚“怪物房”里活下来的本事。
半岛强不强？岛国强不强？这个问题，本就无需多问。
无论古今，两国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岛国近代确曾短暂崛起，甚至给中原王朝留下刻骨之痛，仇恨深到世代难消。
半岛呢？单靠自己，几乎难有起色；它的所谓强盛，全赖米国扶持。
就连今日岛国表面的繁荣，也脱不开义父全球霸权的荫庇。
但这只是以华夏天下的眼光去打量。
评判一国强弱，不能只盯某一时、某一地，而得拉长视线……看世界格局，看千年脉络。
中原王朝强不强？答案毋庸置疑。
远溯两汉，近至唐、元、明，哪一朝不是万国来朝、四夷宾服？
宋朝或许例外……可就算最孱弱的南宋，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元，也硬扛了一百多年才亡。
再看别国：能撑过三十年者，已是凤毛麟角；抗住五十年的，更是寥寥无几。
连后世常被讥为“积弱”的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鼎盛王朝？
就连晚清，在1840年之前，仍被西人视作与己平起平坐的大国。
后来洋人摸清了清廷底细，才渐渐失了敬畏。
鸦片战争前，整个东亚，无不把希望系于清廷身上……视其为东方重振的唯一指望。
这条东方巨龙，数千年间始终立于世界之巅；唯近几百年，喘息稍滞，险些被时代甩下车。
久而久之，一种惯性便悄然生根：
上至庙堂，下至市井，人人心里都揣着一个默认……若非第一，必是哪里出了岔子。
军力、经济、文化……样样该是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