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斯。全名安东尼多斯。卡莫纳第一任财政部长。精迷的商人。山谷之主。安东尼之主。叛徒。
这些名号挂在身上，像一件穿了太久的旧外套，哪一件最合身，连我自己都分不清了。
今天几号，我记不太清了。屋子里药味太重，把日子的边界熏模糊了。我只知道躺在自己家族领地的一张梨木床上，天花板上有盏铜吊灯，罩子擦得很亮。那是莉娜让人每天擦的。她走在我前头了，走得很早，早到孩子们都不怎么记得她的样子。我让仆人每天擦那盏灯，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喜欢那点亮。
我是个俗人。这话不是自谦，是实话。
我生在安东尼家，长在山谷里。山谷是安东尼家族领地，四面环山，中间一片平坝，种麦子，种葡萄，养羊。家里有钱，被那些权人盯上，自然是头肥羊。这话是我父亲说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山谷最大的葡萄架下面，面前摆着一壶新酿的酒，脚边蹲着一条猎犬。那天阳光很好，葡萄叶把光筛成碎金，落在他肩膀上。他看着远处那片平坝，平坝上有我们家的麦田，麦子刚抽穗，绿得发亮。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十四岁。我不懂。我只看见家里粮仓堆满的麦子，圈里挤满的羊，柜子里锁着的银器。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摆在明面上的，写在名下的，谁也拿不走。
后来我懂了。
我曾有两个挚友，一个如铃兰花般浪漫，另一个如向日葵般热烈。铃兰叫阿蘅，是我在山谷里的邻居，从小一起在葡萄架下长大。她喜欢在井边唱歌，声音不大，可每个音都干净得像刚化的雪水。向日葵叫列夫，是码头认识的，北境来的，脾气爆，拳头硬，心里烧着一团火。我落难的时候，他在码头跟人抢过一口饭给我。
可是我忘了，铃兰死于盛夏，向日葵也抵不过寒冬。
阿蘅死在我母亲死的那天晚上。她来山谷找我，撞上了二叔的人。那些人把她当成我们家的余孽，一刀砍在井台上。井台边的青苔染了血，后来每次下雨，那片青苔的颜色都比别处深。列夫死在临管政府大牢里。他替我挡了一棍，伤在肺上，拖了半个月，最后一口血喷在牢房的墙上。看守来收尸的时候，我还在码头搬货。等我回去，他的尸体已经被扔进了乱葬岗。
我从不提这些事。一个家破人亡的人，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到处跟人说“我家破人亡”。说出来，别人只会同情你。同情是这世上最便宜的货币，花出去不值钱，收回来更不值。
所以我不说。我只做。
先动手的不是外人。那时旧帝国刚垮，临时管理政府刚搭起架子，各地权贵都在忙着抢地盘、定规矩。我们家在山谷里经营了四代，手上有地，有粮，有矿泉，还有一条通往南方的旧商道。四代人的积累，账面上干干净净。账面干净，人心不干净。我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叔管着山谷南边的牧场。三叔管着旧商道上的货栈。各管一摊，各赚各的，本也相安无事。临管政府来了之后，要重新登记产业，重新分配。二叔觉得机会来了。他私下跟临管政府的人搭上了线，想把整座山谷划到自己名下。三叔不肯让。他去找了另一帮人，据说是南方新起来的一股势力。两边争了大半年。争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一起做了个决定——把账做平。账做平的方式很简单：把所有人除掉，剩下的人平分。
那晚我父亲还在书房里算账。他打算把地契分三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二叔，一份给三叔。他觉得这样公平。他算到一半，二叔的人从后门进来了。三叔的人从侧门进来了。两拨人撞在一起。火从后院烧起来的时候，我母亲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拉着我就跑。我们跑出后门，跑过后院的葡萄架，跑过那片他每天算账的平坝。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书房的灯还亮着。然后那盏灯被火吞了。
母亲把我塞进后山一条排水渠里。水渠里全是烂泥和青苔。她用树枝和落叶把渠口盖住。她说，你别动，你别出声。她说她去找你妹妹。我拉住她的袖子。我说你别去。她说你妹妹还在屋里。她把我的手掰开，转身走了。
我在排水渠里缩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火已经灭了。我从渠里爬出来，绕回山谷。房子没了。人也没了。父亲的书房烧得只剩几堵黑墙。二叔的人和三叔的人互相砍了大半夜，活下来的没几个。我母亲死在葡萄架下面。我妹妹——我找遍了整个山谷，没找到她。后来我才知道，她被一个跑得快的帮工抱走了，送到了南方远房亲戚家。
但我记得他好像死在我的怀里？或者我记错。该死！我为什么要咒她死？，明明活着活着，很好的活着，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希望她能过的很好，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哥哥
四代人攒下的家业，一夜之间烧得干干净净。全家人——父亲，母亲，二叔，三叔，他们的妻儿，管家，佣人——全没了。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从山谷里爬出来，身上只有一块干饼和一把小刀。那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后来那把刀我也藏了。藏在了后山石缝里。再回去找的时候，石缝被土填满了。刀不见了。
临管政府接管卡莫纳那几年，我一直在码头搬货。后来黑金国际的人找到了我。他们给我看那张地图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山谷。平坝。葡萄园。麦田。羊圈。我父亲当年经营的一切。在黑金的人手里，这些变成了一叠文件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新贵在别墅前面喝茶，背景是推平的葡萄园，已经改成了停车场。
他们想把我当成傀儡，可是傀儡线也最麻烦控制
我问黑金的人，你们要我做什么。他们说，你给我们做事，我们把山谷还给你。我问，做什么事。他们说，送人。黑金国际需要一批实验体。你有路子。你认识山谷里的农户，佃户，帮工。你送一批过来，我们给你钱。
我问，什么人。他们说，不重要的人。犯错的，欠债的，惹了麻烦的。留在山谷里只会让你费心的人。送过来，我们给你钱。你拿钱修农场。
我说好。
我回到山谷之后，花了一年时间。我把父亲当年的地契重新拿回来。我把新贵赶走。我把农场重新运转起来。葡萄藤又爬上了架子。麦田又绿了。羊群又在山坡上像云一样滚。佃户们回来了。帮工们回来了。山谷又活了。
我给黑金送人的时候，是冬天。农场不忙。我看了一遍佃户名单。挑了几个。有一个佃户欠了我两年的租子，还不上。有一个帮工偷了农场里的两袋麦子。有一个农户在背后说我对黑金低头是当狗。他们说的没错。我确实当了狗。可这条狗把山谷救活了。
我把他们送走的时候，有的人哭。有的人骂。有的人不说话。有一个年轻姑娘跪在我面前求我。她说她可以干活。我说不行。她说她可以种地。我说不行。她说她可以洗衣做饭。我说不行。然后她不说了。她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干净。没有恨。什么都没有。她跟着黑金的人上了车。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开远。山谷的冬天很冷。风从山口灌进来，吹得我脸疼。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农场。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起来算账。算这一年农场的收入。算这一年送走的人。算我花了多少钱修了水渠。算我花了多少钱雇了人。算到最后，账平了。农场活了。山谷活了。我什么都没亏。
可我算到天快亮的时候，我发现我漏了一笔。我把那个姑娘的脸算漏了。她的脸不在账本上。我拿笔在空白处画了一个圈。然后我又划掉了。然后我又画了一个。我又划掉。最后我合上账本，把它放进保险柜。密码是我第一次签货币改革方案那天。那天之后，我告诉自己，账本要记清楚。每一笔都要记清楚。可是我记不清楚。有些东西，记不清楚。
后来我背叛了黑金。原因很简单。他们要我签一份协议，把山谷里的地下水开采权交出去。那份协议一旦签了，山谷的地就废了。人喝不上水，地浇不上水，农场没了，佃户散了，葡萄藤枯了，羊群渴死了。山谷死了，我留着那个空壳子做什么。
我没签。他们派了人来。我把他们打回去了。打了个两败俱伤。后来我听说黑金的人在到处找我。再后来，张天卿的人找上了我。
张天卿先生是个不错的人。这话我只在私下说过。公开场合，我称他张司长或者天卿公。但私下里，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带着一个卫兵，两匹马，没带枪。我们坐在山谷的葡萄园里喝了一下午茶。他没跟我谈条件，谈政策，谈合作。他跟我谈的是山谷的水源如何引向山下缺水的村子，谈的是农场多出来的粮食能供应多少军粮，谈的是税收政策如何在不伤农的情况下养兵。他谈的都是实事。他没有画饼，没有许诺，没有用大业光辉胜利这种词砸我。他在算账。跟我算账。
我记得他问了一句：“多斯，你愿意帮卡莫纳管钱吗？”
我说：“你凭什么觉得我能管？”
他说：“你一个人管一个山谷，管了这么多年。国家比山谷大，可道理一样。你管得了山谷，就管得了国家的账。”
我答应了他。
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当了财政部长。卡莫纳总是亏钱。年年亏，月月亏，日日亏。军费，税费，人民补贴，基础建设，抚恤金，医药费，教育费，哪一项不要钱。哪一项不是钱堆出来的。钱不够，就得抠。从哪儿抠。
军费不能抠。兵要吃饭，枪要子弹，弹药要造，伤兵要治。抠军费，等于拿命换钱。我不干。
税费不能抠。农民种一年地，打一季粮，交完租子剩不了多少，再往上加，饿死人。我不干。
教育费不能抠。孩子没学上，长大了不认字，跟我一样只能在码头搬货。我不干。
医药费不能抠。人病了得治，治不好得养，养不活得送。抠医药费，等于让人去死。我不干。
抚恤金不能抠。阵亡的兵，身后有父母，有妻儿。抠抚恤金，等于在死人身上刮钱。我不干。
那我抠什么。我抠自己。财政部的办公经费，我砍了三成。差旅费，砍了一半。招待费，全砍。我办公室里那张木头桌子，从我上任用到今天，椅子腿垫过三次，还没换。有人给我送烟送酒，我全退回。有人请我吃饭，我全推掉。
德尔文那老家伙老是带着酒来我这里。他的酒是好酒。他不喝，他看着喝。可我不喝。我是商人，很少喝酒。酒后说真话。我这一辈子，说过的真话不多。剩下的，得留着清醒的时候说。
德尔文这个人，你们也知道。卡莫纳海军的总司令，北极星号的舰长，欧克利坦防波堤上那枚勋章的主人。他老是带着酒来，往我桌上一放，说：“多斯，喝一口。”我说：“不喝。”他说：“你不喝，我自己喝。”然后他就自己喝。喝完了，把杯子放下，说：“多斯，你这人没意思。”我说：“有意思的人管不了钱。”他说：“那你管得怎么样。”我说：“你去看账本。”他就真的去看账本。看完了，不说话。把账本合上，放回原位，然后说：“明天我再来。”第二天又来。又带一瓶酒。又不喝。又说多斯你这人没意思。
后来我病了。他来得少了。来的时候，不带酒了。带一束花。花是他从防波堤边上摘的。野花。不好看，但闻着有股海的味。他把花放在我床头，坐一会儿，不说话。走的时候，把花拿走，换一瓶清水。我问为什么把花拿走。他说：“花要是枯了，你会难过。我不想让你难过。”
我说：“德尔文，你这话说得，我差点以为自己快死了。”
他说：“你没死。你就是心脏大了点。”
我说：“心脏大了，能装的人就多了。”
他说：“你能装几个。”
我说：“卡莫纳所有人。”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你装不下。你连自己都装不下。”
我没接话。我确实装不下自己。
我参加黑金的人体实验，把犯家规的人送过去。那些人不重要。但后来有人问我，他们是不是不重要。我说不重要。可我心里知道，他们有的人有名字，有的人有家，有的人只是偷了一袋米，有的人只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把他们送走了。这不算什么。我是商人。商人做交易，不算后悔。算损益。
可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些人的脸。有一张脸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年轻的姑娘，十七八岁，家在山谷南边的村子里。她父亲欠了租子，她还不上，被送过来了。她跪在我面前求我，说她可以干活，可以种地，可以洗衣做饭，让我别送她走。我说不行。她说求求你了老爷。我说不行。然后她就没再说话。她站起来，自己走进了黑金的车。
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恨。她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像一口枯井。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些账本，是我记的。我记下每一个被送走的人的名字。日期。金额。地点。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时候被送走的，被谁经手的。我都记了。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自己。
账本在我书房。保险柜里。密码是我第一次签货币改革方案那天。我算账算了一辈子，从山谷里的麦子到国家财政，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唯独这笔账，我算不清。
园丁要我的命。我知道不少东西。黑金的人体实验，旧帝国的那套体系，临管政府的那些烂账，还有后来卡莫纳重建时埋在文件堆里的秘密。这些秘密，在账本里。账本在，秘密就在。秘密在，那些人就睡不着觉。所以他们要来。
园丁。他们的名字叫园丁。修剪杂草的人。他们觉得我是一株杂草。我毒害了花园。他们要拔掉我。
来得好。我老了。心脏大了，左心室壁增厚，医生说随时可能停跳。我活不了太久了。你们来，我就当是提前了几天。
可我的账本不能给你们。账本里不光有我送走的那些人的名字。账本里还有黑金那些人的名字。还有临管政府那些人的名字。还有旧帝国那些人的名字。你们怕的不是我。你们怕的是账本。账本在，你们就是杂草。你们就是被修剪的那一方。
所以你们来了。
我之前跟张天卿说过：“天卿公，我这辈子做了很多交易。有的赚了，有的赔了。可有一笔交易，我到现在不知道是赔是赚。”
他问：“哪一笔。”
我说：“我把自己卖了。”
他问：“卖给谁了。”
我说：“卖给卡莫纳了。”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多斯，你不是卖。你是押。你把命押在卡莫纳上了。”
我说：“那这笔账，怎么算。”
他说：“等卡莫纳赢了，再算。”
现在卡莫纳还没赢。账本还在。我的心脏还在跳。园丁来了。
我不怕你们。我是多斯。我从一个破码头走到财政部。我从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儿走到山谷之主。我这一辈子，做过好事，做过坏事，做过聪明事，做过糊涂事。我杀过人，我也救过人。我卖过人，我也养过人。我是个商人。我算得清一切账。唯独这笔，我算不清。
可我知道，我不会把账本给你们。
你们会来，可能已经来了。你们会找到我。你们会问我账本在哪里。你们会威胁我。你们会杀我。我不在乎。我心脏大到随时可能停。我左心室壁厚到快要把自己憋死。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杀我，是帮我提前结束。我谢谢你们。
可账本，你们拿不到。它不在保险柜里。它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它会活下去。比我活得久。
张天卿说过，等卡莫纳赢了，再算这笔账。现在卡莫纳还没赢。那我就还不能死。等卡莫纳赢了。等他们算清了这笔账。我再说。
我是多斯。安东尼多斯。一个商人。一个叛徒。一个在山谷里等死的老头子。一个把账本看得比命重的人。
你们来。
可我现在要跟你说另一个人。博雷罗。
他站在我床边。刚才把第五具园丁的尸体从楼梯上踹下去。右臂在流血。他不擦。他从来不擦。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是一个被诬陷成犯人的人。在监狱里他遇到了史蒂芬。疯狗帮的史蒂芬。他们一起推翻了监狱。史蒂芬背叛了他。他逃出来的时候快死了。我救了他。我给他治伤。我问他愿不愿意给我当保镖。他说愿意。他欠我一条命。他一直没还完。
他叫我大人。我叫他博雷罗。他从来不笑。他只在办完事之后点头。他点头的意思是我做完了。我点头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少。我给他任务。他说好。他去办。办完了回来。站在我床边。不说话。等我下一个任务。
他有一只手。那只手能捏碎一个成年人的喉咙。他把那只手放在我床头柜上的时候，从来不会碰到那只怀表。他知道那只怀表对我重要。他从来不问为什么。他只是把它放在同样的位置，每一次都分毫不差。
园丁来的时候，他站在我床边。他的刀已经劈断了两根骨刃。他的左手背被暗绿色液体灼烧过。他的右臂在流血。他没有退。他把公文包递给我。他说：“大人，这个太重了。”我说：“不重。比命轻。”他接过去了。他抱着那个公文包。他看了我一眼。我对他喊了一句：“博雷罗，别死。你欠我一条命。还没还完。”
他欠我一条命。我知道他会还。他站在楼梯口。他拦住了两个园丁。他拦住了三个。他拦住了四个。第五个从他背后刺过来。他跪在地上。他的左眼被砍了。他的左肋被穿了。他的右手还在流血。但他没有死。
因为我按下了起爆器。
起爆器在床板下面。我在很多天前就装好了。我把火药安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我在墙壁里埋了引线。我在楼板下面藏了炸药。我是一个商人。我算账算了一辈子。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把桌子掀了。
园丁要我的命。他们要账本。我不会给他们。我要的东西，他们拿不走。
我在按下起爆器之前，对着楼下喊了一句：“博雷罗，别死。你欠我一条命。还没还完。”
我押了。
现在，该开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