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荷兰的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指甲掐进了掌心里，她却感觉不到疼痛。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辆车的车门，呼吸急促而紊乱。
车门打开，一名工作人员先下了车，然后转过身，从车里抱出一个瘦小的孩子。
赵荷兰在看到那个孩子的瞬间，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僵在原地。
那个孩子瘦得让她几乎认不出来，但母子连心，当她看到孩子那双眼睛时，她心中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地呐喊！
是他！是我的儿子！
她踉跄着冲上前去，一把抱住孩子，嚎啕大哭：
“我的儿啊！妈找你找得好苦啊！你知不知道妈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啊！我的儿啊！”
孩子被她突如其来的拥抱和哭声吓到了，拼命地挣扎着，用小拳头捶打着她的肩膀，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哭喊声。
他不认识这个女人，他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抱着他哭，他只知道害怕。
五年来，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拥抱的温暖，只有冷漠、呵斥和殴打。
陈三柱也冲了过来，跪在地上，伸出颤抖的手，想要抚摸孩子的脸，却被孩子躲开了。
他看着孩子那条明显畸形的右腿、空荡荡的左手，看着孩子瘦骨嶙峋的身体，看着孩子脸上那道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疤痕，终于再也忍不住，一个大男人，当着全村人的面，跪在地上，捂着脸，放声痛哭。
周围的乡亲们，无不落泪。
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咒骂着那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和医生。
工作组的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前，蹲下身，轻声对陈三柱和赵荷兰说道：
“陈大哥，赵大姐，孩子找到了，这是好事。你们不要太伤心了，慢慢来，孩子会慢慢适应你们的。”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陈三柱：
“这是当年那些人贩卖孩子得到的五万块钱，已经被追缴回来了，现在归还给你们。”
“另外，县民政局和镇政府为你们申请了二十万元的特困救助金，用于孩子的治疗和康复。”
“孩子的腿，县里已经联系了省城的医院，可以安排手术治疗，费用由县里承担。”
工作人员没有提手臂的问题，因为已经不在了。
陈三柱接过那个信封，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他抬起头，看着那名工作人员，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猛地跪了下去，额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工作人员吓了一跳，连忙扶住他：“陈大哥，你别这样！快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陈三柱被他扶起来，满脸泪水，声音沙哑地说道：“谢谢……谢谢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我的儿子了……”
工作人员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鼻子一酸，眼眶也红了。
他用力地握了握陈三柱的手，声音有些哽咽地说道：“陈大哥，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让你们受苦了。”
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虽然被找回来了，但他失去的五年童年、他身体的残疾、他心灵上的创伤，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而那些制造这一切悲剧的人，那些披着白大褂的恶魔，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工作人员不敢再多停留，因为他怕自己也会忍不住哭出来。
他站起身，和同事们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默默地转身上了车。
车子缓缓驶离，后视镜里，陈三柱和赵荷兰还站在路边，抱着那个瘦小的孩子，哭成一团。
周围的乡亲们围着他们，有人在安慰，有人在抹泪，有人在咒骂。
车子开出很远之后，车内依然一片沉默。
司机默默地开着车，副驾驶座上的工作人员望着窗外，后排的李明辉副局长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但眼角分明有一道泪痕。
他想起王成功说的那句话，“贩卖的儿童，要尽全力寻找，动用一切可用资源，不惜代价，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他想，书记，我们做到了。
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终究是把孩子带回来了。
纪委对县人民医院的深入调查仍在继续。
虽然档案室的那把火烧毁了大量纸质凭证，给取证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办案人员并没有因此束手无策。
那些副院长、科室主任们多年来积累的非法所得，并不会因为一把火就凭空消失。
纪委的工作人员兵分多路，有的去查房产登记，有的去查车辆信息，有的去查银行流水，有的去查工商注册。
很快，隐藏在全省、珠三角各处的高级住宅、别墅被一一锁定。
那些平日里穿着白大褂、道貌岸然的医生们，在省城最繁华的地段拥有多处房产，有的甚至在珠三角鹏城都购置了豪宅。
车库里停着的宝马、奔驰、奥迪等豪车，总价值超过数千万元。
而在搜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更是从几名副院长和科室主任的家中，搜出了大量的现金、金条、名表、古董字画，仅仅是现金一项，就超过了一亿八千万元。
那些钱被藏在床垫下、衣柜夹层中、甚至是卫生间的吊顶上面，一捆捆百元大钞散发着油墨的气味，堆积如山，让人触目惊心。
有些精明的涉案人员，早早地将资产转移到了亲戚朋友的名下。
但在纪委强大的政策攻势和证据压力下，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很快就崩溃了，纷纷交代了实情。
一位主任医师将自己在省城名下的三套别墅和两辆豪车，全部登记在了妻弟的名下。
但当办案人员找到妻弟时，对方只扛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盘托出，甚至还主动交出了姐夫存放在他地下室里的四百多万元现金。
与此同时，对医药代表、耗材供应商、设备经销商的审讯也在同步进行。
那些常年和医院打交道的商人们，在面对纪委的凌厉攻势时，几乎没有太多的抵抗，他们太清楚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严重了，与其死扛到底，不如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