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卡斯凯什的第二天，我把自己关在警局的档案室里。
迭戈帮我调了权限，把本地警局所有与异常案件相关的纸质档案搬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这些档案的时间跨度从1995年到2008年，横跨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三国的记录——因为某些案件的信息是通过欧洲刑警组织的早期数据交换平台流进来的，所以不是每个案子都在本地立案，但都有边缘记录。
摆渡人。这个代号在七年之间，出现在至少七份不同的案件记录里。每一次出现都不在正栏，在边缘备注里——像一个人走在雪地上，没有留下完整的脚印，只有偶尔被风掀开了一层雪之后才暴露出的一个印痕。
其中一份记录来自1998年。波尔图的一起失踪案——一个海洋系研究生在毕业答辩前三天消失了。失踪前的最后一条记录显示他曾联系过里斯本的一位教授，联系人的备注栏被人用铅笔写了一个词：Ferryman。
第二份记录来自2001年。法国布雷斯特，一起海岸巡逻队发现的异常漂浮物事件——一只漂流了不知道多少天的金属箱，内部封存着一沓实验记录，字迹与科斯塔的笔迹相似。记录的处理意见栏里有人手写了一句话：已转交里斯本方面。署名的位置，是Ferryman。
我一张一张地翻过去，每一份记录的页面边缘都被一种淡淡的暗金色覆盖着——左眼正在持续地亮着，像是在自动扫描所有这些纸面，寻找某一种它已经建立过索引的信息。它在接近某样东西。
第七份记录出现在2008年。时间戳是三月中旬，比陈月失踪早大约十几天。内容是一份从西班牙加利西亚警方转来的协查通报——某修道院附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车牌已经注销，车内无任何物品，只有驾驶座上放着一枚石头做的书签。协查通报的末尾附了一句话：内部参考：该车辆牌照登记人为里斯本大学海洋系·埃利阿斯·科斯塔
科斯塔在2008年还活着。他确实活到了陈月来到修道院的那段时间。
我合上最后一份档案，靠在椅背上。左眼的暗金色光在合上案卷之后没有立刻熄灭，它持续亮了几秒钟，像是正在处理完最后一批数据之后慢慢降回待机状态。房间里只剩日光灯的白光，均匀地铺在桌面上。
2008年。科斯塔和陈月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活动过，在同一个坐标附近。那个修道院里被记录下来的名字——陈月的名字——不是巧合。
从档案室里拼出科斯塔的全名花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些边缘记录里的信息像碎瓷片一样散落在不同的案卷里，有些是拼音，有些是缩写，有些只是被某个人随手画了一个问号在旁边。
最终拼出来的那个名字：埃利阿斯·科斯塔。里斯本大学海洋系前副教授，1988年入职，1998年因学术不端被开除，之后从公开记录中完全消失。
我在迭戈的帮助下调出了里斯本大学的人事存根。那是一张泛黄的卡片，边缘已经卷了，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一行一行的基础信息。在离职原因那一栏，手写的字迹比打字机的字体更细，墨水已经褪成了淡褐色：本人主动提出，校方接受。理由：研究方向与院系定位不符。
研究方向。海洋环境对生物神经系统的长期影响。在那个年代，这确实是一个会被视为与院系定位不符的研究方向。但卡片背面还有一行字，被盖了一个蓝色的已归档印章，印章的边缘压住了字迹——但还能辨认出来：校方建议，相关材料封存。封存编号：LIS-SEA-1988-003。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个编号，然后合上了卡片。
科斯塔最后的地址？
迭戈摇了摇头：正式记录上没有。他离职之后，所有登记信息都变成了。但——他打开另一份文件，他的租约记录保留到了2000年。里斯本老城区，阿法玛区，圣乔治城堡附近的一间公寓。租约到期之后无人续租，房东在清理房间时发现了一批个人物品，但联系不上租户。那些物品最后被存放在市政保管仓库。
还在吗？
我查一下。他转了转屏幕，键盘敲了几下，然后眉头皱了一下。还在。但记录显示，上个月有人调阅过这批物品的保管编号。
迭戈把屏幕转向我。调阅记录那一栏里写着申请人的名字——m·席尔瓦。没有单位，没有联系方式，只有这一个名字。但我认得那个缩写的格式。那是内部使用的代称系统：一个字母加一个姓，单字缩写在前，全姓在后。c·秦，J·林，m·席尔瓦。
调阅时间？
三周前。
三周前。跟我接到国际刑警协调函的时间几乎同步。有人在三周前就开始了同样的搜寻。
那间仓库在里斯本郊区，一座灰白色的平顶建筑，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了，露出下面的水泥。迭戈帮我约了保管员，一个沉默寡言的秃顶男人，他把我带到仓库深处某排货架前面，指了指一个贴着编号的纸箱。
就是这些。租约结束后留下的，没被认领过。上个月有人来看过一次，但没带走任何东西。
我蹲下来打开纸箱。里面堆着几摞书、一沓零散的纸张、一个旧的皮质文件夹。书大多是海洋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教材，边角翻卷得很厉害，像是被反复读过很多遍。零散的纸张里有一些手写的实验笔记，字迹跟海底容器里捞出来的那份文件是同一个人写的。
我翻到皮质文件夹的时候，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
照片是彩色的，边缘已经泛黄了。拍的是实验室内部——不锈钢台面、显微镜、几台看不出功能的设备。六个人站成两排，前排坐着后排站着，穿着白色的实验服，面对镜头微笑。拍摄时间标注在照片背面：1997年。
我的视线落在后排左二的年轻男人脸上。平头，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嘴角的弧度很淡。沈渊。二十几岁的沈渊，还没有被浸泡过那么多年的沈渊。他旁边站着的是科斯塔——比他高半个头，灰白色的头发向后梳着，表情不太像在笑，更像是在确认镜头已经对准了他。
沈渊在科斯塔的实验室里待过。我站起来，手机拍下那张照片，发给了阿乐。
阿乐的回复在十分钟之后：确认。沈渊1997年在里斯本大学做过为期六个月的访问研究，指导教授一栏填的是——埃利阿斯·科斯塔。
我把照片放回文件夹里。然后在文件夹的夹层底部，摸到了一张叠着的纸。展开之后是一封信，用深蓝色的墨水手写的，字迹工整，每个字母之间的距离均匀得像印刷体。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结尾没有署名，只有一段话：
深海不是空的。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耳朵。如果你能听到它，它也会听到你。记住——你不会被它吞噬，除非你先把自己关在门外。
我握着那张纸站了很久。仓库的顶灯在头顶发出持续的嗡嗡声，日光灯管在它的寿命周期里发出一种极其微弱的频闪。左眼在那张纸的文字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读取某一种已经不在纸张上的信息——那些字的背后，还有一个字被看不见的墨水写在纸层的内部。信封还在。它在科斯塔失踪前被留在了某扇门的背面。信封上写着一行字：
给那个能看见海面之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