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吉尔港口的码头在我们靠岸的时候已经有人等着了。当地警方、国际刑警的代表、新代偿的联络员——几个人站在码头的金属栏杆旁边，看到我们的船靠过来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左眼的方向。林岚先跳上码头，跟那个负责协调的国际刑警队员握了一下手。我收好缆绳之后从甲板走到岸上，那些目光没有移开。
人群里有一个人的位置比较靠后。一辆轮椅停在码头尽头一处避风的墙角后面，轮椅上坐着的人穿着一件我见过的旧外套，灰蓝色的，领口磨得有些发白了。老李把盖在膝盖上的薄毯往上拉了一下，然后把轮椅往前推了几米，停在靠近码头的堤岸边缘。
我走过去。隔了大概两米多的距离停下来。他看着我，从我的脸看到我的左眼，沉默了很久。左眼的暗金色细纹在午后的日光里明显得连他自己都能看到——从眼角向外延伸的图腾状纹路在肤色上呈现出一种比周围皮肤更深的色泽，像血管一样的纹路在日光下清晰可见，像被永远改变了的某种东西正在用一种无法被掩盖的方式宣告着它的存在。
你回来了就好。他说。
我蹲下来，跟轮椅的高度平齐。回来了。
他伸手碰了一下我的左眼眼角。他的指腹在我的皮肤上停了大约一秒钟，然后收回去。能看见吗？
跟之前一样。
疼吗？
不疼。
他点了点头，把轮椅朝后转了小半圈，停在一个能看到码头方向的位置上。那先回去休息。有什么话等休整完了再说。
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从港口建筑的缝隙里照过来，在轮椅边缘的地面上投了一道细长的阴影。他选择把那些问题等一等再问，先确认人在、眼睛在、不疼。
丹吉尔旅店的房间窗台上有一盆干枯的薄荷。我住进去的那天晚上给它浇了水，到第三天它最顶端的叶片重新有了颜色。三天的休整，大部分时间在做一些不需要思考的事：睡觉、吃饭、洗澡、把背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一遍。老周从国内发来的体检安排已经落实了，当地一位医生在旅店房间里给我做了全套检查——视力、血压、血液常规，跟当初在巴黎那次相同的流程。医生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的左眼视力正常。血液里没有检测到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那道纹路是表皮层的色素沉淀，稳定，没有扩散迹象。
老李在那三天里跟我谈过两次。第一次是刚到旅店的当晚，他坐在我房间的桌前，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用大概半个小时把深巢的本质、陈月的回声、沈渊的备份、的刻印信息按顺序讲了一遍。他全程没有打断，只是在我讲完之后说了一句所以你现在是门了。不是问句。
第二次是第三天的下午。他坐在窗边，窗外是丹吉尔港口的远景。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你打算拿你看到的怎么办？
我把那本1975年的海洋学着作从背包里抽出来放在桌上，翻到折角那一页。陈月的笔迹在午后日光里呈现出一种比周围纸张更深的颜色。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我说，把该关的门关上。把该接的人接回来。
老李看着那页手写符号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