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律所，沈峰亲自去的。
律所在一栋老写字楼的九层，电梯慢得晃人。
门口的黄铜牌擦得锃亮。
“东来律师事务所。”苏瑾念了一遍，“三十年的老所了。”
“牌子旧，边角都磨圆了。”沈峰说，“干这行的，年头越久，靠的越是口碑。”
办公室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案卷码得整整齐齐，笔筒里的笔，按长短排着。
桌上，半杯绿茶。
“人刚走，不超过二十分钟。”苏瑾摸了摸杯壁，“还温着。走得从容，不像被绑的。”
“他自个儿走的。”沈峰环视一圈，“麦律师是什么人？明桩。顾维舟摆给所有人看的路标。”
“路标早知道，自己有这一天。”
办公楼的保安说，麦律师走的时候，拎着个旧公文包，跟平时下班一个样，还跟人点头打了招呼。
保安还补了一句：“麦律师每天都是五点半走。今天，四点四十就走了。”
早了五十分钟。
就这五十分钟，叫满楼的探头，全成了睁眼瞎。
谁都没想到，这人就不回来了。
前台的小姑娘还纳闷：“麦律师窗台那盆绿萝，忘了浇水。”
桌上的台历，翻到当天那一页，边角画了个小小的圈。
“这个圈，什么意思？”雷刚问。
“不知道。”苏瑾把它拍了照，“带回去，慢慢琢磨。”
雷刚把律所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
“保险柜开着。”雷刚说，“公章，执照，卷宗，一样没少。”
“人走得这么干净，”沈峰说，“只有两种可能。早想好了要走，或者，天天预备着走。”
“麦律师呢？”
“两样都占。”
“沈局，这家伙属泥鳅的。”他直起腰，“户口本上仨地址，全是假的。”
傍晚，沈峰的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沈局长。”是麦律师的声音，很平静，“别找我。找，也找不到。”
“你在哪儿？”
“安全的地方。”电话那头，车水马龙，“开庭那天，我自己出现，当庭作证。这是我答应顾维舟的，也是我这条命，最后一点用处。”
“麦律师，你要作证，我给你证人保护。最高规格。”
“证人保护？”麦律师笑了，“温守业要是信了这个，也不至于去‘钓鱼’。”
“我不信保护。我信顾维舟。”
“顾维舟一个死人，”沈峰说，“他能保你什么？”
“他保不了我的命。”麦律师说，“可他算得准。他生前算准的每一步，到现在，没有一步落空。”
“那他说过，你会有今天吗？”
“说过。”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他说，老麦，早晚有一天，你得替我跑这一趟。”
“往哪儿跑？”
“往活路上跑。”
“麦律师，佟家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我 know.”麦律师说，“所以我才不能跟你们走。你们局里，干净吗？”
沈峰沉默了。
这话，他没法接。耿德福那把物证室的钥匙，才过去几天。
“麦律师，”沈峰说，“你不信局里，信我。你见的人，我亲自挑。”
“你担得起吗？”
“担不起，也得担。”
“沈建国，是你什么人？”麦律师忽然问。
“我父亲。”
“难怪。”麦律师说，“顾维舟选你，有道理。”
“听我说完。”麦律师一字一顿，“我留了一样东西。老地方。”
“什么老地方？”
“顾维舟跟你说过的。最脏的东西，存在最干净的地方。”
“沈局长，那页纸，顾维舟烧的，是假的。”
“真的那页，他留了。”
沈峰的呼吸，停了一拍。
假的。烧给所有人看的那一页，是假的。
那个躺在床上、连呼吸都费劲的老人，连自己的葬礼，都当成了一步棋。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今天，”麦律师说，“才到说的时候。”
“沈局长，记住了？”麦律师问。
“记住了。”
“那就去吧。”麦律师说，“趁今晚，趁他们还没醒过味。”
“你呢？”
“我去睡个好觉。”麦律师说，“三年了，头一回，能睡踏实。”
电话挂了。
沈峰捏着手机，站了足足五秒。
“去骨灰堂。”他转身就走，“现在。”
骨灰堂，夜里九点。
看堂的老头认识他们，打着哈欠开门，嘴里嘟囔：又来。
夜里看骨灰堂，不是好差事。长明灯再亮，也照不透那一排一排的格子。
每一个格子里，都是一个人，一辈子。
长明灯昏昏的，一格一格的牌位，安安静静。
顾周氏的格子前，那束干花还在。
沈峰打开旁边那一格，顾维舟给自己留的格位，骨灰坛后头，摸出一个油布包。
格位是空的。顾维舟的骨灰，没放在这儿。
“他给自己留的格，”苏瑾轻声说，“放的不是自己。”
“是这盘棋的，最后一颗子。”沈峰说。
最脏的东西，存在最干净的地方。死人堆里，谁会来翻？
三层油布，裹得严严实实。
里头，一张复印纸，过了塑。
顾维舟那本账的，最后一页。
沈峰盯着那张纸，半天没说话。
顾维舟下了一盘多大的棋？人都死了，棋子还在走。
苏瑾凑着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十月十六夜，顺发号沉。压案款八十万，经港务局安全科，走‘咨询服务费’，入省城宏业咨询。”
“宏业实际控股：佟小军。”
“此后每年腊月，‘顾问费’二十万，至宏业注销。”
“宏业注销后，款项走信托。受益人，”
苏瑾的声音，抖了。
“佟秉钧。”
雷刚凑过去，一个字一个字看完，半天，憋出一句：
“好家伙。”
不是惊叹，是发怵。
干了半辈子刑警，头一回，从一个名字上，觉出害怕来。
纸角上，是顾维舟的亲笔。铅笔，很轻：
“这一页，烧给死人看。真的，留给活人救命。”
“老东西。”雷刚眼眶发热，“他连自个儿的死，都算计进去了。”
“他不是算计自个儿的死。”沈峰把那页纸收进证物袋，贴着胸口放好，“他是算计，死了以后，怎么接着赢。”
“沈局。”苏瑾把那页纸又看了一遍，“信托这一笔，走到哪儿了？”
“燕京。”沈峰说，“最后一页，最后一家。咱们查到头了。”
“也查到顶了。”雷刚低声说。
查到顶了。
这四个字，搁在半年前，是句丧气话。顶，是碰不得的意思。
可现在，证据链一环不缺，人证物证俱全。顶再高，也得搭梯子，一层一层够。
“怕吗？”苏瑾忽然问。
“怕。”沈峰说，“怕他们，不够怕。”
三个人站在格位前，谁都没再说话。
长明灯的光落在那页纸上。纸很轻，压在手里的分量，比一整箱案卷都沉。
三天后，商百川被押解北上。案子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挂牌督办。
走的那天，天阴着。
押解的车队，天不亮就出了办案点。商百川穿着来时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云江的方向。
这座城，他调研了七天。再回来，不知道是哪年了。
押解前，沈峰去见了商百川最后一面。
“沈峰。”商百川隔着桌子，忽然说，“到了燕京，我说的话，可能就不算话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让我改口。”商百川笑了笑，“所以，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你都给我记牢。”
“放心。”沈峰说，“一个字，都不会少。”
临走，商百川又叫住他。
“沈峰，你今年多大？”
“三十八。”
“我三十八那年，刚当上港务局长。”商百川望着窗外，“那年冬天，也有人劝我，别查，别问，别吭声。”
“我听了。”
“你，比我强。”
沈峰沉默了一会儿。
“商省长，”他说，“你不是比我差。你是那年冬天，信了不该信的话。”
“信了，会怎样？”
“信了，”沈峰说，“就得拿二十三年，来还。”
商百川闭上眼，没再言语。
沈峰没接话。
强不强，他顾不上想。他只知道，案卷合上之前，一个字都不能少。
同一天，看守所。
雷刚给罗四海递了支烟。
“顺发号的案子，”雷刚说，“重新立案了。你爹，你哥，你嫂子，案卷换新封皮了。”
罗四海捏着烟，半天没点。
烟是红塔山，雷刚买的。
上回在海上，他讨的就是这个味儿。
“新封皮。”他哑着嗓子，又重复了一遍，“我爹他们的名字，写在上头？”
“写在上头。”雷刚说，“头一页。”
“等开庭那天，”他哑着嗓子，“给我娘烧纸，替我捎句话。”
“就说，儿子没给他们丢人。”
“你自己去说。”雷刚把打火机拍在他手里，“好好活着，出庭作证。你这条命，现在金贵。”
罗四海咧了咧嘴，那道疤扯了扯，像笑，又像哭。
“对了。”雷刚想起什么，“商百川给你捎了句话。他说，你爹那条船，他欠的，这辈子还不上了。下辈子，也别想清。”
罗四海捏着烟的手，顿了顿。
“他倒是会做好人。”他冷笑一声，“告诉他，我爹不稀罕。”
“三条命，他拿什么还？拿他那句便宜话？”
雷刚没接这个话。
有些账，还不了，也得记着。记到法庭上去，记到判决书上去。
“行了。”他把烟灰缸往前推了推，“好好养着。开庭那天，你得坐直了。”
“放心。”罗四海说，“我等这天，等了二十三年。”
而在燕京，一座老四合院里。
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葡萄架下，慢悠悠喂着一池锦鲤。
池子是青砖砌的，养了十几年。最大的那条红鲤，快一臂长。
这四合院，不在他名下。车子，不在他名下。连池子里的鱼，都是别人“寄养”的。
他这一辈子，名下干干净净。
秘书快步进来，附耳低语了几句。
老人喂鱼的手，没停。
“百川这孩子，”他慢条斯理地说，“跟了我三十年。规矩，他懂。”
秘书不敢接话。跟着老人年头久了，他听得懂这话的分量。
“懂规矩，”秘书试探着问，“是好消息？”
“是夸。”佟秉钧说，“也是判词。”
懂规矩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到死都不能说。
“他家那口子，还有他闺女？”秘书低声问。
“那，云江那边的尾巴，要不要……”秘书做了个下压的手势。
“不用。”佟秉钧摆摆手，“现在动，是往枪口上撞。风头上，猫着。”
“猫到什么时候？”
“猫到他们犯错。”老人说，“年轻人，火气旺。火气旺的人，早晚犯错。”
“照看好。”佟秉钧说，“守规矩的人，家里不能出事。”
“那……沈峰那边？”
老人把最后一把鱼食撒完，拍了拍手。
“沈峰。”他把这两个字放在嘴里咂摸了一遍，像掂一颗棋子的分量。
“去查查。”他说。
“查他什么？”
佟秉钧眯起眼，看着满池抢食的锦鲤。
“查查他，”他淡淡地说，“怕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