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八，苏城入伏。
天热得像蒸笼里的包子，连风都是烫的。巧英坐在账房里，手里摇着一把蒲扇，扇面是母亲用过的，竹骨磨得发亮。她扇了两下，停下，拿起桌上的纸条又看了一遍。
钟庆堂今早派人送来的——“王掌柜昨夜与一陌生男子在得月楼吃饭。男子操天津口音，穿西装，戴金丝眼镜。饭后两人分开，男子往运河方向走。”
巧英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里。天津口音。天津港刚封，天津来的人就到了苏城。这不是巧合。
春桃端着一碗酸梅汤进来，放在桌上。“小姐，喝碗酸梅汤。冰镇过的，陈先生教我的方子，放了桂花。”
巧英端起来喝了一口，酸酸甜甜的，凉到心底。“树生哥呢？”
“在实验室。今天没熬夜，昨晚睡了四个时辰。我盯着他睡的。”春桃说得理直气壮。
巧英看了她一眼。“你盯着他睡的？”
春桃脸一红。“不是那个盯！是他趴在实验台上睡着了，我给他披了件衣裳。后来他醒了，我说‘陈先生，小姐说了，您不睡觉她就哭’。他就去睡了。”
“我说过这话？”
“您没说，但您就是这个意思。”春桃笑嘻嘻的，“小姐，您放心，陈先生现在听话多了。昨天还自己出来喝了碗绿豆汤，跟我说‘春桃，你煮的绿豆汤比清华食堂的好喝’。”
巧英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
厂房里织机在响，咔哒咔哒，声音比前几天更密了。两班倒排开了，工人分成早班午班，中间灶房不断火。阿青带着几个年轻织工在赶止血带，手上动作快得像织了十年。
巧英走进厂房，阿青抬起头。“小姐，今天的止血带已经织了三百条了。午班来了能再织三百条，一天六百条，比计划多一百。”
“手疼不疼？”
阿青伸出双手，十根手指红红的，指尖起了薄茧。“不疼。就是晚上回去拿筷子有点抖。”她笑了笑，“不打紧，我娘说年轻人睡一觉就好了。”
巧英没说话，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管药膏，递给阿青。“睡觉前抹在手上。我让树生哥配的，防裂止痛。”
阿青接过来，眼眶红了。“小姐——”
“别哭。哭了手抖，织不好。”巧英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走了。
她走到染坊门口，老染匠正在调靛蓝。大缸里翻着深蓝色的泡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涩涩的染料味。
“老张叔，这批染料能出多少匹？”
老染匠擦了擦额头的汗。“大小姐，这批料子好，能出两百匹。但德国丝线快用完了，最多再撑一个月零十天。”
巧英点了点头，心里算了一下。一个月零十天。香港的货最快也要二十五天到，如果路上出问题，就会断档。王掌柜的两百斤德国丝线能补上两个月的缺口，但她不想用他的。不是舍不得钱，是不能让他尝到甜头。今天囤丝线，明天就能囤配方。这种人，惯不得。
她走回账房，刚坐下，春桃又跑进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小姐，门口来了个人。”
“什么人？”
“卖布的。就是前两天阿青说的那个，穿长衫戴礼帽的。”春桃压低声音，“他在门口转悠了半天，说要买绸布。我说不做散客生意，他不走。他说‘我听说钟记的绸布好，想买几匹送人’。我说‘你听谁说的’，他说‘天津的朋友’。”
巧英的手顿了一下。天津。
“他人呢？”
“还在门口站着。我说进去通报，他就等着。”
巧英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帘掀开一条缝。门口站着一个人，中等个头，穿灰色长衫，戴一顶黑色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站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像一棵种在门口的树。巧英看不清他的脸，但看得见他搭在身前的手。右手虎口上，有一块疤。不是圆的，是长的，像是被什么尖东西划过。
不是渡边健次的烫伤疤。是另一个人。
巧英放下窗帘，转身看着春桃。“你去跟他说，钟记不做散客生意。让他去绸庄买，苏城绸庄多的是。”
春桃点了点头，跑出去了。巧英站在窗前，听着门口的动静。春桃的声音传过来，脆生生的——“先生，我们小姐说了，不做散客生意。您去绸庄看看吧，出门左拐走两条街就是苏记绸庄。”
那人的声音很低，隔着一道门听得不太清楚。巧英只听见几个字——“……可惜……改日再来……”
脚步声远了。春桃关上门，跑回来。“小姐，他走了。走的时候笑了一下，说‘改日再来’。笑得我心里发毛。”
巧英没有说话。她走到桌前，铺开一张纸，画了一个人形。长衫，礼帽，中等个头。在右手的位置画了一道疤，长的。
“春桃，你去把堂哥叫来。”
春桃应了一声，又跑了。
巧英放下笔，看着纸上那个人形。他在门口站了多久？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不怕晒，不怕等。这不是一个买布的人。买布的人不会在门口站着等，天这么热，早就走了。他在看什么？在看进出的人，在看货进出的方向，在看云锦坊的布局。
她想起渡边健次。那个日本商人坐在账房里喝茶，笑眯眯的，说“钟小姐，你们钟家的锦，是我们日本人都想学的”。她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只是恭维。后来她用银梭刺了他的手，他才露出真面目。眼睛里没有笑意，只有冷。
这个人比渡边健次更沉得住气。渡边健次会笑，但不会站。这个人会站，站很久，像一条蹲在洞口的蛇。
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这是巧英三天来第一次看见他笑。
“成了？”
“成了。”陈树生把手里的试管举起来，里面的液体是淡黄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光，“浓度百分之八十二。产量昨天翻了一倍。巧英，银杏酸可以量产了。”
巧英看着那根试管，看了很久。“树生哥，你再说一遍。”
“银杏酸可以量产了。运河边的银杏树，够我们用一辈子。”陈树生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因为三天没好好吃饭，“我找到了平衡点。浓度百分之八十二，产量每天能出五斤。五斤植物胶，够织两百匹锦。云锦坊的原料，至少三年内不会断。”
巧英伸手接过试管，在阳光下转了转。淡黄色的液体像秋天的银杏叶泡出的水，清亮亮的。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赶紧低下头，假装在看液体。
“树生哥，谢谢你。”
陈树生愣了一下。“谢什么？这是我该做的。”
“没有什么是该做的。”巧英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圈还是黑的，脸上有墨迹，衣领上染了一块靛蓝。但她觉得他好看，比那些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商人好看一百倍。“你本可以在北平找个好差事，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发论文，当教授。你回苏城，图什么？”
陈树生张了张嘴，脸慢慢红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图……图这里需要我。”
巧英没有说话。她把试管放回架子上，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没有回头。“树生哥，灶房里有桂花糕。春桃刚蒸的，还热着。”
陈树生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动。春桃从灶房探出头来，喊了一嗓子——“陈先生！桂花糕！不吃就凉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快步走进灶房。
午后，钟庆堂来了。这次他没有骑自行车，是走着来的，满头大汗，脸色发沉。
“巧英，查到了。”
巧英给他倒了杯茶。“说。”
“王掌柜见的那个人，姓马，叫马德胜。天津人，做洋行买办的。三年前在天津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倒卖军需物资。”钟庆堂端起茶盏一饮而尽，“他在天津跟日本人做过生意。宋云澜的渠道被盯上，很可能跟他有关。”
“他怎么找到王掌柜的？”
“王掌柜去年去天津进货，在饭局上认识的。马德胜当时就想跟王掌柜做生意，王掌柜没答应。这次天津港一封，马德胜主动找上门，说有渠道弄到德国丝线，价钱比市场低两成。王掌柜心动了，从他手里买了两百斤。”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比市场低两成？”
“对。马德胜说他有特殊渠道，不走海关，直接运到苏城。”
“特殊渠道。”巧英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嘴角动了一下，“堂哥，你觉得这个马德胜，是替谁在做生意？”
钟庆堂沉默了一会儿。“你的意思是，他在替日本人做事？”
“不一定。但他一个天津人，不在天津待着，跑到苏城来做什么？天津港封了，他应该忙着找新出路才对。他倒好，跑到苏城来卖丝线，价钱还比市场低。”巧英顿了顿，“堂哥，你查一下，这个马德胜跟渡边健次有没有关系。”
“渡边健次？那个日本商人？”
“对。他在云锦坊待了半个月，说是买丝绸，实际在看配方。我刺伤了他的手，他走了。现在来了一个马德胜，手上也有一道疤。”巧英把那张人形图拿出来，指着右手的位置，“阿青说那个人虎口有疤，长的。不是烫伤，是划伤。渡边健次的手是被我刺伤的，圆形的疤。不是同一个人，但——太巧了。”
钟庆堂看着那张图，脸色越来越沉。“巧英，你是说，日本人派了两拨人来？”
“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确定——他们想要钟家的织染秘法。”巧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爹说，我娘当年被日本人买配方，没卖。他们等了很多年，等到了现在。我娘不在了，我爹病了，我只有十六七岁。在他们眼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好欺负。”
钟庆堂攥紧了拳头。“巧英，我去把那个马德胜赶出苏城。”
“赶走了还会再来。来了新的，我们不认识，更麻烦。”巧英摇了摇头，“堂哥，你盯住他。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做什么事，都记下来。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等他自己露马脚。”巧英拿起桌上的银梭，在手心里转了转，“蛇不动，我们不知道它的七寸在哪里。它动了，我们才能打。”
傍晚，苏城忽然下了一场暴雨。
雨来得又急又猛，打得院子里的红豆架东倒西歪。巧英和春桃跑出去收晾在架子上的布，两个人浑身湿透了，抱着一摞布跑回厂房。布是湿的，春桃的脸也是湿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什么。
“小姐，这雨太大了，红豆架都要被打断了。”
巧英把布摊在桌上，一块一块地捋平。“打断了就修。修不好就重新搭。红豆架年年都要搭，搭好了开花，开完花结豆荚。明年再搭，再开。”
巧英把最后一块布叠好，放在桌上。窗外雨还在下，哗哗的，打在瓦片上像放鞭炮。她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红豆架。藤蔓被雨打得垂下来，有几朵花掉在地上，被雨水冲走了。
巧明从书房跑出来，站在廊下喊——“姐！爹让你进去！别淋雨！”
巧英转过身，看着弟弟站在廊下，穿着一件小褂子，光着脚，头发湿漉漉的。
“你怎么光着脚？”
“鞋子湿了！”
“进去穿鞋！不穿鞋肚子疼！”
巧明撅着嘴跑进去了。巧英摇了摇头，走进堂屋。钟翰文坐在桌前，收音机开着，声音很小。
“……华北战事激烈……我军在宛平与日军激战……”
钟翰文看见巧英进来，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了些。巧英在他对面坐下，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爹，怎么了？”
“英英，我听说今天有人来门口了。”
“嗯。一个卖布的，天津来的。”
钟翰文沉默了一会儿。“你娘当年，也是先来了一个卖布的。在门口站了很久，说要买布。后来就来了渡边健次。”
巧英的手攥紧了桌沿。
“你娘说，那些人不只是来买配方的。他们要的是整个钟家。配方拿走，匠人挖走，染织厂吞掉。钟家就什么都没了。”钟翰文看着女儿，“英英，你要是撑不住了，就跟爹说。爹虽然瘫了，但嘴没瘫。爹能说话，能骂人。”
巧英低下头，看着自己湿透的衣襟。“爹，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爹知道。”钟翰文伸出手，颤巍巍地拍了拍女儿的手背，“爹就是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雨停了。
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头发还湿着。她把银梭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黑色，像一块锈。她用手指摸了摸，硬硬的。
她提起笔，翻开“经纬之心”。
“七月十八。树生哥的银杏酸量产了，浓度百分之八十二。他说够我们用三年。今天门口来了一个人，天津口音，虎口有长疤。堂哥查到他叫马德胜，做洋行买办的，跟日本人做过生意。王掌柜从他手里买了二百斤德国丝线，比市场低两成。太便宜了。便宜的东西，往往最贵。爹说当年我娘也遇到过卖布的，后来就来了渡边健次。一样的人，一样的手段。他们觉得我好欺负。我不好欺负。红豆架被打断了，修好了还能开花。人也是一样。人在，织机在。”
她合上账本，放进抽屉里。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照在院子里的水洼上，亮晶晶的。
远处，运河上的船夫又开始唱了。声音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三下，很轻，很急。
春桃跑去开门，然后一声惊呼——“小姐！陆先生回来了！”
巧英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哐当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