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甦城。
炮聲一夜沒停。
巧英在賬房地鋪上翻來覆去，每次剛要睡著，遠處就是一陣悶響，把睡意震得粉碎。她索性不睡了，坐起來，把匕首從枕頭底下摸出來，握在手心里。
刀鞘是涼的，牛皮表面被她摸得發亮。她把匕首抽出來，借著窗外透進來的月光看刀刃。刀刃很薄，很亮，能照見自己的眼楮。她把匕首插回去，別在腰間。
天剛蒙蒙亮，她就起來了。院子里，紅豆架上的豆莢比昨天又長了一點，青青的，彎彎的，掛著露水。她蹲下來看了看——燒焦的那截藤蔓沒有死，斷口處冒出了兩片嫩綠的新芽，小小的，像兩粒綠豆。
春桃從灶房出來，手里端著粥碗，看見巧英蹲在紅豆架前面。
“小姐，您看什麼呢？”
“看新芽。燒焦的那根，活了。”
春桃湊過來看了一眼，笑了。“還真是。命硬。”
巧英站起來，接過粥碗，喝了一口。沒有放糖，白粥，燙的。“春桃，今天多煮一鍋綠豆湯。天熱，工人容易中暑。”
“哎。”春桃轉身走進灶房，鍋鏟踫著鐵鍋，叮叮當當的。
辰時，陳樹生從實驗室出來。他今天換了件干淨的白襯衫，頭發用水抿過了，下巴上的胡茬也刮了。但眼圈還是黑的，眼楮里有血絲，像一張白紙上畫了幾條紅線。
“巧英，新涂層的樣品準備好了。我送去軍需處。”
巧英看著他。“你睡了幾個時辰？”
“四個。夠了。”
“真的？”
“真的。”陳樹生把一個布包放在桌上，打開，里面是十個貼著標簽的小瓶子，整整齊齊地排成兩排，“每瓶都標了批次、日期、測試數據。軍需處的人一看就懂。”
巧英拿起一瓶，對著光照了照。淡黃色的液體，清亮亮的，像秋天的銀杏葉泡出的水。
“樹生哥，你送完樣品回來，去合作社找堂哥。讓他給你配一輛自行車。以後你跑來跑去方便。”
“不用。我走路就行。”
“走路太慢。萬一有什麼事，你騎車能快一點。”巧英把瓶子放回布包里，把布包的口扎好，遞給他，“路上小心。”
陳樹生接過布包，背在肩上。走到門口，停下來。
“巧英，今天的炮聲比昨天近了。”
巧英側耳听了一會兒。果然，炮聲不像昨天那樣悶，更清晰了，間隔也更短。
“我知道。”
“你怕不怕？”
巧英看著他。“怕。但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怕是怕的。”
陳樹生點了點頭，走了。
巧英站在賬房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的步子比昨天快了一些，背挺得很直，布包在他身後一晃一晃的。
午後，鐘慶堂來了。他騎著一輛自行車，滿頭大汗，車後座上綁著兩個布袋子，鼓鼓囊囊的。
“巧英，我從合作社收了一批原料。德國絲線不多，只有五十斤。植物膠倒是收了一百斤，都是從各家鋪子的存貨里勻出來的。”他把布袋子解下來，搬進賬房，“王掌櫃的兒子送來了二十斤絲線，說不要錢，算他爹還你的人情。”
巧英打開布袋子，看了看。絲線是好的，植物膠也是好的。
“堂哥，王掌櫃的傷怎麼樣了？”
“好多了。能下地走了。他說等好了要來雲錦坊給你磕頭。”鐘慶堂擦了擦額頭的汗，“巧英，還有一件事。我今天在閶門飯店門口經過，看見山本雪子了。她在門口站著，身邊只有那個保鏢，秘書不見了。”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秘書也不見了？”
“嗯。昨天還在，今天就不見了。”鐘慶堂壓低聲音，“我讓人打听了一下，說是昨晚坐火車走的，往北去了。”
“又是往北。”
“對。山本雪子身邊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但她沒走。”鐘慶堂頓了頓，“巧英，你說她為什麼還不走？”
巧英站起來，走到窗前。院子里，紅豆架上的新芽在風里輕輕搖著，嫩綠的，很顯眼。
“她沒拿到秘法，不會走。人多人少，她都不會走。”巧英轉過身，“堂哥，你繼續盯著她。她的人往北走，一定有事。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但一定跟打仗有關。”
鐘慶堂點了點頭。“我知道了。”
他走到門口，又回頭。“巧英，你爹今天怎麼樣？”
巧英愣了一下。“什麼？”
“收音機里一直在說上海的事。我怕你爹听了心里不好受。”
巧英沉默了一會兒。“他沒事。粥喝了兩碗。”
鐘慶堂走了。巧英站在窗前，看著院子里。陽光很好，曬得地面發白。炮聲從東邊傳來，悶悶的，像有人在遠處敲鼓。她听了一會兒，轉身走進堂屋。
鐘翰文坐在收音機旁邊，手里捻著佛珠。收音機開著，聲音不大，滋滋的雜音混著播音員的聲音。他看見巧英進來，把聲音調小了一些。
“英英，你來了。”
“爹，您听了一天了？”
“嗯。”鐘翰文端起桌上的茶盞，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英英，你說上海打起來，甦城能保住嗎？”
巧英在他對面坐下。“爹，甦城保不保得住，不是我們說了算。但雲錦坊，我們能說了算。”
鐘翰文看著她。“怎麼說？”
“把東西收好。把牆頭加固。把工人訓練好。原料省著用，止血帶多做幾條。”巧英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清楚，“仗打到哪里，我們管不了。但仗打到我們門口的時候，我們有東西給人用。止血帶，繃帶，藥棉。前線缺什麼，我們有什麼。”
鐘翰文捻佛珠的手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捻。“英英，你說得對。管不了的事，別管。管得了的事，管好。”
巧英伸出手，在父親的手背上輕輕拍了拍。“爹，您別听太多收音機。听多了傷神。”
“不听就不打了？”
“不听也得打。但听了更擔心。擔心也沒用。”巧英站起來，“我去廠房看看。”
她走進廠房。
織機在響， 噠 噠，比炮聲還密。阿青坐在最里面的那台織機前，手在梭子間穿行，動作很快。她看見巧英進來，沒有停，只是抬起頭看了她一眼。
巧英走過去，站在她旁邊。
“阿青，你爹的債，還清了。”
阿青的手停了一下，梭子懸在半空中。“小姐，您說什麼？”
“我說你爹的債，我還清了。以後沒人能拿你爹的事來要挾你。”巧英的聲音很平，“你好好干活。別的不要想。”
阿青的眼淚掉下來了。她沒有擦，任由眼淚滴在織機上，滴在繃帶上。她拿起梭子，繼續織。 噠， 噠。
巧英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傍晚，陳樹生回來了。他騎車回來的，自行車是鐘慶堂給他配的，一輛黑色的英國車，車鈴 亮。
“巧英，樣品送到了。”他把自行車停在院子里，走進賬房，“軍需處的人說，檢測結果要等三天。但那個處長看了樣品，說‘不錯’。”
“就說了‘不錯’？”
“就說了‘不錯’。”陳樹生在對面坐下，端起桌上的茶壺灌了一口，“但他說‘不錯’的時候，笑了一下。不是客氣的笑，是真覺得不錯。”
巧英嘴角彎了一下。“那就等三天。”
陳樹生放下茶壺，看著巧英。“巧英，我今天回來的時候，在巷口看見一個人。”
巧英的手停了一下。“誰？”
“馬德勝。”陳樹生的聲音壓低了，“他站在巷口，手里拿著一個信封，像是在等人。看見我騎車過來，轉身就走了。”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他走了？”
“走了。往東邊走的。”
“又是東邊。”巧英站起來，走到窗前，“東邊在打炮，他往東邊走了。要麼是去上海，要麼是去接什麼人。”
陳樹生走到她身邊。“巧英，馬德勝手里拿的那個信封，我看見了。上面寫的是日文。”
巧英轉過身。“你看清了？”
“看清了。我在清華學過日文，認得出。”陳樹生推了推眼鏡，“信封上寫的是一個名字——山本雪子。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沒看清。”
賬房里安靜了。窗外蟬叫得很響，像是在替所有人喊熱。
“樹生哥，馬德勝是山本雪子的人。他手里拿著寫給山本雪子的信，說明有人在給他送信。”巧英的聲音很冷，“送信的人是誰？信是從哪里來的？往北走的人，還是在北邊的人？”
陳樹生搖了搖頭。“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山本雪子雖然人少了，但她的網沒有收。她在等。等信，等人，等時機。”
巧英走到桌前，拿起那把匕首，別在腰間。“那就讓她等。我們不等。”
她走出賬房，走進院子。太陽快落山了，西邊的雲被燒得通紅，像一大片著了火的棉絮。炮聲還在響，比白天更密了，一聲接一聲，像心跳。
春桃從灶房探出頭來。“小姐，晚飯好了。今天有紅燒肉，陳先生送樣品辛苦了，給他補補。”
巧英回頭看了一眼賬房。陳樹生還站在窗前，夕陽照在他臉上，把他的輪廓鍍上一層金邊。
“叫他出來吃飯。”
春桃喊了一嗓子——“陳先生！吃飯了！紅燒肉！不吃就涼了！”
陳樹生從賬房走出來，走到灶房門口，停了一下。“春桃，你今天放了多少糖？”
春桃愣了一下。“沒放糖啊。紅燒肉放什麼糖？”
“那你剛才喊‘不吃就涼了’的時候，聲音怎麼那麼甜？”
春桃的臉一下子紅了，紅得像灶膛里的火。“陳先生，您說什麼呢！快進去吃飯！”
陳樹生笑了一下，走進灶房。春桃站在門口，搓了搓手，跟了進去。
巧英站在院子里，看著灶房窗戶里透出來的燈光，听著鍋碗瓢盆的聲音，听著陳樹生和春桃在里面說話——春桃說“多吃點”，陳樹生說“夠了一碗就夠了”，春桃說“一碗哪夠，您都瘦了”，陳樹生說“瘦了騎車快”。
她站了一會兒，轉身走進賬房。她沒有吃晚飯。不餓。
她把“經緯之心”翻開，提起筆。
“八月二日。炮聲又近了。樹生哥把樣品送到軍需處，處長說‘不錯’，還笑了一下。不是客氣，是真覺得不錯。堂哥從合作社收了一批原料，王掌櫃的兒子送了二十斤絲線，不要錢。山本雪子身邊只剩一個人了，秘書也走了，往北去了。馬德勝在巷口出現，手里拿著寫給山本雪子的信。樹生哥說，她的網沒有收。她在等。等信，等人，等時機。燒焦的紅豆藤活了，冒了新芽。春桃做了紅燒肉，喊樹生哥吃飯。樹生哥說她‘聲音甜’。春桃臉紅了。”
她寫到這里，筆尖頓了一下。
“懷瑾在保定。門鎖好了。”
她合上賬本，放進抽屜。
窗外，天黑了。運河上的船夫開始唱了，今晚唱的還是昨天那首急急的歌——“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
她听了一會兒，吹滅了燈。
炮聲還在響。不是從東邊來的，是從四面八方來的——至少在巧英的耳朵里是這樣。
她躺下來，匕首在枕頭底下，硬邦邦的。她沒有拿出來。
夜很長。
但新芽已經冒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