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卢沟桥事变过去整整一周。
苏城的天气闷得像蒸笼，运河边的柳树垂着头，蝉叫得人心烦意乱。巧英坐在账房里，面前摊着三封信，每一封都不是好消息。
第一封是宋云澜从香港发来的——“德商撤资，原料涨价三倍。我已找到新渠道，但需半个月。”
第二封是陆怀瑾从保定寄来的——“前方伤亡比预想的大。钟记的止血带到了，伤兵说‘苏城钟记，活命的牌子’。巧英，你要保重。另外，你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有些事等我回来再细说。”
第三封是沪上怡和洋行的——单方面解约，违约金也不提了。洋人说“现在不是做生意的时候”，转头就把订单给了天津的洋行。
巧英把三封信并排放在桌上，看了一会儿，提起笔在宋云澜的信旁边写——“等半个月。”在陆怀瑾的信旁边写——“等你回来。”在怡和洋行的解约函上写了两个字——“随他”。
春桃端着绿豆汤进来，看见巧英在一封一封地回信，没敢出声，把绿豆汤放在桌角就退了出去。
巧英写完最后一封信，抬起头，春桃已经不见了。她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口，有些凉了。她忽然想起什么，站起身走进灶房。
灶房的火正旺，春桃在煮绿豆汤，灶台上还蒸着一笼桂花糕。巧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春桃，给前线的东西打好包了吗？”
“打好了。十条一捆，白布包着，箱子上写了‘苏城钟记’。”春桃擦了擦额头的汗，“小姐，我还写了‘平安’。”
巧英愣了一下。“什么？”
“在箱子上写了‘平安’两个字。不是给伤兵的，是给陆先生的。他要是看见了，就知道我们在苏城好好的，不用担心。”春桃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小姐，我是不是不该写？”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写就写了。他能看见就好。”
她转身走回账房，经过实验室门口时，门开着。陈树生坐在实验台前，面前摆着一排试管，手里拿着一个烧瓶，正在往里面滴什么液体。他的眼圈发黑，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几天没梳。巧英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完全没有察觉。
“树生哥。”
陈树生抬起头，眼神有些茫然。“嗯？”
“你几天没睡了？”
“两天？三天？”陈树生想了想，没想出来，“不记得了。银杏酸的浓度提上来了，但还不够。差一点，就差一点。”他转过身，指着实验台上的试管，“你看，这一管浓度百分之六十三，这一管六十八，这一管七十一。最高的一管七十一，但产量太低。我要找平衡点，既要浓度高，又要产量够。”
巧英走过去，看了一眼那排试管。每一管上面都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数字，字迹工整得不像是一个三天没睡的人写的。
“树生哥，你三天没睡，字还写得这么好看。”
陈树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习惯了。在清华的时候，先生要求我们做实验记录字迹必须工整。他说‘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字都写不好的人，数据也记不准’。”
“那你先生有没有说，人不睡觉，身体扛不住？”
陈树生又愣了一下。“这个……先生没说过。”
“那我替他说。”巧英把烧瓶从他手里拿过来，放在架子上，“去睡觉。”
“可是就差一点——”
“差一点，你睡醒了再差。不差这一时半刻。”巧英看着他，“树生哥，你要是倒下了，这一排试管谁来看？你倒下了，我怎么办？”
陈树生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站起身，腿有些软，扶了一下实验台才站稳。巧英伸手扶了他一把，又缩回去了。
“去睡。”
陈树生走了。巧英站在实验台前，看着那一排试管。她不懂化学，不懂什么叫浓度、什么叫平衡点，但她看得懂数字。七十一。她知道，树生哥在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云锦坊活下去，让前线的人活下来。
她拿起笔，在实验台旁边的本子上写了一行字——“七月十五，树生哥三天没睡。浓度最高七十一。他说差一点。我相信他。”
然后她走出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
午后，钟庆堂来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叠纸，直接闯进账房。
“巧英，出事了。”
巧英正在算账，抬起头。“什么事？”
“日本人封锁了天津港。宋云澜的原料走不了天津了。”钟庆堂把那叠纸拍在桌上，“这是今天早上的消息。天津港封了，所有物资都要改道。青岛、上海、香港。但青岛和上海也不安全，只有香港还能走。绕一大圈，时间至少翻一倍。”
巧英拿起那叠纸，一页一页地看。看着看着，她的手停了下来。纸上写着一行字——“德国丝线，香港存货仅够三个月。三个月后，断货。”
三个月。她算过，植物胶够用一个月，德国丝线够用三个月。但那是之前的算法，建立在原料按时到货的前提下。现在天津港封了，香港绕路，时间翻倍。德国丝线能不能撑到货到？不一定。植物胶呢？树生哥的银杏酸还没量产，一个月后如果还跟不上，植物胶就断了。
“堂哥，合作社的铺子里，有没有人囤货？”
钟庆堂沉默了一下。“有。王掌柜昨天来找我，说他囤了一批德国丝线，问我要不要。价钱比平时贵三倍。”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要。他脸色很难看。”
巧英放下那叠纸。“他囤了多少？”
“两百斤。”
巧英想了想。“两百斤，够我们撑两个月。”她看着钟庆堂，“堂哥，你回去跟他说，他的货我收了。但价钱不是贵三倍，是贵一倍。他要是不肯，就让他囤着。等仗打完了，他的货一文不值。”
钟庆堂愣了一下。“你疯了？贵一倍也是贵。凭什么让他赚这个钱？”
“因为他有货，我们没有。贵一倍，比断货强。断货了，前线的伤兵没有止血带，我们就是罪人。”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上，“堂哥，你跟他说，他的货我收了。但有一个条件——以后合作社的原料统一调配，不许个人囤积居奇。谁再囤，就滚出合作社。”
钟庆堂看着她，半天没说话。然后他笑了。“巧英，你比你爹狠。”
“不是我狠，是形势狠。”巧英低下头，重新算账，“堂哥，还有别的事吗？”
“有。”钟庆堂在她对面坐下，压低了声音，“宋云澜发来一封密电，说天津港封锁不只是因为打仗。还有一个原因——日本人在查。”
“查什么？”
“查物资流向。止血带、绷带、药棉，这些虽然是民用物资，但前线用得上。日本人在查这些东西是谁生产的，卖给了谁。”钟庆堂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宋云澜说，我们的货可能被盯上了。”
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蝉在窗外叫得很响，灶房传来春桃切菜的声音，笃笃笃，一下一下的。
巧英放下笔。“堂哥，你觉得是谁走漏了消息？”
“不知道。但宋云澜说，可能是天津那边的中间商出了问题。日本人收买了他们，让他们交代出货渠道。”
“那我们怎么办？”
钟庆堂想了想。“换渠道。不走天津了，改走香港。但绕路时间长，成本高。而且香港也不一定安全，日本人在那边也有眼线。”
巧英沉默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红豆架上的花开得正盛，藤蔓爬满了架子，密密匝匝的。有几只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
“堂哥，你还记得渡边健次吗？”
钟庆堂一愣。“记得。那个日本商人，被你用银梭刺伤了手。”
“他来苏城，不是偶然。”巧英转过身，“他说他是来买丝绸的，但他在云锦坊待了半个月，每天在看什么？看染缸、看织机、看我的配方。他要的不是丝绸，是钟家的织染秘法。”
钟庆堂的脸色变了。“你是说，日本人盯上我们了？”
“我不知道。”巧英走回桌前坐下，“但怀瑾在信里说，‘你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他从来不问这种问题。他问了，说明出事了。”
账房里又安静了。钟庆堂端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巧英，你想怎么做？”
“先把原料的事稳住。王掌柜的货收下来，够撑两个月。树生哥的银杏酸，我再催他。香港的渠道，让宋云澜走。至于日本人的眼线——”巧英顿了顿，“我们不知道是谁，但可以查。”
“怎么查？”
“合作社二十六家铺子，谁最近跟生面孔做生意？谁突然发财了？谁说话不对劲？堂哥，你是合作社的会长，这些人你比我熟。你一个一个地查，不要打草惊蛇。”
钟庆堂点了点头。“我这就去。”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巧英，你自己也小心。你是钟家的掌舵人，你要是出了事，云锦坊就完了。”
“我知道。”
钟庆堂走了。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看着那三封信。怡和洋行的解约函，宋云澜的电报，陆怀瑾的信。她把陆怀瑾的信拿起来，又看了一遍。
“你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
她放下信，站起身，走到厂房里。织机在响，咔哒咔哒。阿青坐在织机前，手在梭子间穿行，动作很熟练。她看了一会儿，走过去。
“阿青，你最近有没有看见生面孔在坊门口转悠？”
阿青停下梭子，想了想。“小姐，前两天有个卖布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说他想买绸布，我说我们不做散客生意，他就走了。”
“什么样的人？”
“穿着长衫，戴着一顶礼帽，说话不像苏城人。”阿青想了想，又说，“他手上有一个疤，在虎口，圆圆的，像是烫的。”
巧英心里一紧。渡边健次的手上，也有一个疤。但不是烫的，是她的银梭刺的。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
“往东边，运河方向。”
巧英点了点头。“阿青，你再看见他，不要跟他说话，直接来找我。”
阿青脸色有些发白。“小姐，那个人是——”
“别问。你去忙吧。”
巧英转身走回账房，把门关上。她坐下来，铺开一张纸，开始写。
“七月十五。天津港封了，原料只能走香港。时间翻倍。王掌柜囤了两百斤德国丝线，要价贵三倍。我收下了，贵一倍。不是他想赚，是我要买。合作社里可能有内鬼。阿青看见一个卖布的，虎口有疤，不是烫的。我刺的。渡边健次回来了。还是另一个人？怀瑾说‘你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他知道了什么？堂哥去查了。我不知道能查出什么，但一定要查。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不能等他们动手。”
写完之后她合上账本，放进抽屉里。她坐在桌前，手指摸着桌面上的纹路。桌面是母亲用过的，上面有墨迹、有刀痕、有蜡滴。母亲在这张桌子上算过账，写过信，做过决定。现在她坐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
她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英英，做决定的时候不要怕，怕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她不怕。她不能怕。
傍晚，钟翰文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滋滋的杂音。
“……华北战事持续扩大……我军英勇抵抗……”
巧英端着粥走进来，放在桌上。“爹，吃饭了。”
钟翰文把收音机关了，坐到桌前。“英英，今天出什么事了？我看庆堂骑着自行车走了，脸色不对。”
巧英在他对面坐下。“天津港封了，原料走不了。有人囤货抬价。合作社里可能有内鬼。”
钟翰文端起粥碗，沉默了一会儿。“内鬼？日本人的人？”
“不知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有人在盯我们。”
钟翰文喝了一口粥。“英英，你娘在世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后，日本人来买她的配方。她没卖。后来那些人就没再来过。”
“后来呢？”
“后来你娘说，那些人不是不来了，是换了个方式来。他们在等，等你犯错，等你松懈，等你自己把门打开。”钟翰文放下碗，“英英，门不要开。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开。”
巧英点了点头。“爹，我知道。”
巧明从书房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幅画。“姐！你看我画的！”
巧英接过来一看，画的是一个织机。织机画得歪歪扭扭的，梭子画得像一条鱼，但能看出来是织机。
“巧明，你画的这是什么？”
“织机呀！姐姐每天在织布，我也要学。”巧明仰着头，“姐，你教我织布好不好？”
巧英蹲下来，看着弟弟。“巧明，你先念书。书念好了，姐教你织布。”
“可是我想帮姐姐。爹说我要帮姐姐的。”
巧英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头。“你帮姐姐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念书。等你长大了，念完了书，再来帮姐姐。那时候姐就轻松了。”
巧明想了想，点了点头。“那好吧。我去念书了。”他跑回书房，手里还攥着那幅画。
巧英站起来，看着他的背影。她还记得巧明出生那天，母亲躺在产房里，脸色苍白，声音很轻。她说“英英，你要帮娘看着他长大”。她现在在看着。她一定要看着他长大。
入夜，巧英一个人坐在厂房里。织机停了，工人们都走了。春桃在灶房里收拾，锅碗瓢盆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
巧英站起身，走到染坊。染缸里的染料已经调好了，明天一早就能用。她蹲下来，用手指蘸了一点染料，在手背上抹了一下。颜色很深，是靛蓝。母亲教她辨色的时候说过，真正的靛蓝不是蓝色的，是青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她站起身，走到实验室门口。门关着，里面没有灯。树生哥终于去睡了。她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没有声音。
她转身走回账房，拿起桌上的银梭。银梭在灯下泛着冷光，上面的血迹已经干透了，变成暗褐色，像一朵锈花。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块血迹，硬硬的，刮手。
她把银梭放回抽屉，关好。然后拿起笔，翻开“经纬之心”，写下今天最后一笔。
“七月十五，夜。爹说，门不要开。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开。我不会开的。”
她合上账本，吹灭了灯，在黑暗里坐着。
远处，运河上的船夫在唱夜号。声音很远，很轻，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战争来了。内鬼在暗处。原料在断货。但她还坐在这里。织机还在。人在，织机在。
她不会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