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六日。清晨。砖窑。
天刚蒙蒙亮，巧英就醒了。
窑洞里弥漫着稻草和泥土的气味。工人们还在睡，鼾声此起彼伏。春桃蜷在她旁边，怀里抱着巧明，姐弟俩都睡得很沉。
巧英没有叫醒他们。她轻手轻脚地站起来，走到窑洞口。
晨风吹过来，带着露水的湿气。远处的山是青灰色的，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东边的天有一抹橙红，太阳快出来了。
“巧英。”陈树生从窑洞外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吃点东西。今天要赶到安庆，路不好走。”
巧英接过饼，掰了一半，另一半还给他。“你吃了吗？”
“吃了。”陈树生撒了谎，他的嘴唇上有干裂的口子，但没有饼渣。
巧英看了他一眼，没有拆穿。她把半块饼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树生哥，安庆那边船准备好了吗？”
“宋先生走之前说好了。三条船，在码头等着。”
“好。吃完饭就走。”
辰时。车队继续上路。
从宣城往南，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两边的山越来越高，树林越来越密。车斗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有人开始晕车，趴在车沿上吐。
巧英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里，抱着皮箱。皮箱硌着她的肋骨，但她不敢松开。
“老周，还有多远到安庆？”
“照这个速度，傍晚能到。”老周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坑坑洼洼的路面，“小姐，您放心。宋先生安排的路，没问题。”
巧英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她看着窗外。路边的田地里，稻子熟了，金灿灿的。有人在田里割稻，弯着腰，一下一下的。也有荒着的田，草长得比人高，风吹过去，草浪起伏，像一片绿色的海。
她想起苏城院子里的红豆架。那些红豆，不知道有没有人摘。
申时。安庆码头。
车队穿过一片丘陵，终于看到了长江。
江面很宽，水是浑黄的，在夕阳下泛着铜色的光。码头上停着大大小小的船，有木帆船，有小火轮，也有破旧的渔船。空气里有鱼腥味和水草的腥味，混在一起，呛鼻子。
三条木船靠在码头最里边。船不大，每条能装五六吨货，加上人，刚好够。
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皮肤晒得黝黑，脸上有风霜刻出的深沟。他看见车队停下来，走过来，打量了一下巧英。
“你就是钟小姐？”
“我是。”
“宋先生让我等你的。三条船，都装好了铺位和锅灶。人住船舱，货放舱底。”船老大指了指江面，“不过要快点。日本人炮艇这些天在江上转，天一黑就出来。咱们得赶在天黑前起锚，趁夜走。”
“夜航安全吗？”
“不安全。但白天更不安全。”船老大蹲下来，用手指在泥地上画了一条线，“江面上日本人的飞机天天飞，见了船就炸。夜里走，飞机看不见，炮艇的探照灯也能躲。走不走，你说了算。”
巧英看着地上的线，沉默了三秒。
“走。现在就开始装船。”
工人们开始卸车。
木箱、麻袋、油桶，从卡车上一件件搬下来，又一件件搬上船。男人们在跳板上扛着箱子走，女人们在船上接，孩子们蹲在码头边上看着，不敢乱跑。
钟翰文的担架被抬上了中间那条船。船舱里铺了厚厚的稻草，稻草上又铺了棉被。巧英把父亲安顿好，给他盖上一床薄毯。
“爹，咱们上船了。过了江，很快就到武汉。”
钟翰文的眼睛睁着，看着船舱顶上的木板。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巧明趴在船舱的舷窗边，看着外面的江水。“姐，水好黄。像染缸里的水。”
“长江水就是黄的。泥沙多。”
“那能染布吗？”
巧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能。这水太浑，染出来的布颜色不正。”
巧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看水。
黄昏。三条船起锚。
船老大站在船尾，掌着舵。船帆升起来，被江风吹得鼓鼓的。船身晃动了一下，缓缓离开码头。
巧英站在船头，看着岸上越来越远的卡车和工人。老周和几个司机站在码头上，朝她挥手。她抬了抬手，算是回应。
七辆军用卡车完成了使命。它们会调头返回苏城，回到部队。
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和水汽。巧英的头发被吹散了，几缕发丝贴在脸上。她没有理，就让它飘着。
“小姐，进舱吧。江上风大。”春桃拿着一件外衣走过来。
“再站一会儿。”
春桃没有再劝，把外衣披在她肩上，转身回了舱。
船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天就全黑了。江面上没有灯，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月亮只有一半，弯弯的，像一把镰刀挂在半空中。
陈树生从船舱里出来，端着一碗面。“巧英，吃点东西。今天一天没好好吃饭。”
巧英接过碗，坐在船板上。面是春桃在船上煮的，放了点青菜和盐，味道很淡。但她饿了，吃得很快。
“树生哥，到了武汉，你打算先做什么？”
陈树生在她旁边坐下来。“先找地方安顿。设备卸下来，租个厂房，恢复生产。军需订单的交货期是入冬前，不能耽误。”
“厂房我已经托陆长官找了。在汉口郊外，原来是个缫丝厂，停工了，设备还在。我们租下来，改一改就能用。”
陈树生点了点头。“那染料原料呢？苏城带出来的只够用一个月。”
“到了武汉再买。汉口是码头，南北货都有，买得到。”巧英放下碗，“关键是工人。带出来的二十七个人，加上在武汉本地招的，够用。但技术骨干不够。赵桂兰一个人带不过来。”
“我来带。”陈树生说，“实验室那一套我熟。织造那边，可以让赵姐带几个徒弟。三个月就能上手。”
巧英看着他。“树生哥，你本来可以留在苏城，去大学教书。跟我跑出来，吃苦受累，值吗？”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
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他眉骨的影子。他的鼻梁上已经没有染料渍了，干干净净的。
“巧英，我跟你说实话。我娘不同意我出来。她骂我，说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着一个丫头片子瞎折腾。”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跟自己说话，“但我想，人这一辈子，不能只看眼前。苏城待不下去了，去武汉未必是坏事。再说了——”
他停了一下。
“再说了？”
“再说了，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他说完这句话，耳朵根子红了一下，站起来，“我去看看货舱。”
他走了。巧英坐在船板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船舱门口。
江风吹过来，带着凉意。
她低下头，摸了摸腕上的银镯。
子时。江心。
船老大突然喊了一声：“关灯！所有人进舱！别出声！”
巧英从船舱里冲出来。船老大的脸色很难看，手指着前方。
江面上，有一道白光在扫来扫去。探照灯。
日军炮艇。
“所有人进舱！不许出声！不许开灯！”巧英压低声音，但每个字都很急。
春桃抱着巧明钻进船舱最里面，用手捂住他的嘴。巧明没有哭，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姐姐。
陈树生把钟翰文的担架往角落里挪了挪。赵桂兰和林大嫂抱着自己的孩子，蜷缩在木箱后面。
巧英蹲在船舱门口，从缝隙里往外看。
那道白光越来越近。江面上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不是木船的低沉声，而是炮艇特有的尖锐嘶鸣。
船老大已经把帆落了。三条木船熄了所有灯火，漂在江面上，像三片落叶。
探照灯扫过江面，白光从船头划过，照亮了船舱的门板。巧英屏住呼吸，手按在匕首上。
三秒。像三年。
探照灯移开了。炮艇的轰鸣声越来越远。白光在江面上跳了几下，消失在黑暗中。
船老大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走了。”
船舱里响起一片喘气声。有人哭了，压着声音哭，不敢出声。春桃松开巧明的嘴，巧明小声说：“姐，我没哭。”
巧英蹲下来，抱住弟弟。弟弟的身体在发抖，但没有哭。
“好样的。”
船老大重新拉起帆。木船继续逆江而上。
巧英站在船头，看着前方黑暗的江面。月亮被云遮住了，江上什么都看不见。但她能感觉到船在走，水在流。
同一时刻。苏城。张氏家。
张氏坐在堂屋里，面前摊着一张信纸。
她已经坐了一个时辰，笔尖上的墨干了又蘸，蘸了又干。
她要写信。
给小儿子钟明轩。
钟明轩在日本东京留学，学的是商科。他从小聪明，比她大哥钟庆堂会来事。钟翰武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这个二儿子。
“明轩吾儿，”她写下这四个字，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她不能说佐藤的事，不能说秘法的事。她只能让他“想办法回来”，说“家里出事了”。
她写得很慢，字歪歪扭扭的。
“你爹没了，你大哥跟着钟巧英跑了，我一个人在苏城，日本人逼我，钟家的人骂我。你回来吧，娘只有你了。”
她写完最后一笔，眼泪滴在信纸上，把“你”字洇成一团黑。
她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明天一早，托人寄出去。
她不知道的是，这封信根本寄不出去。
寄信的人刚走出巷口，就被山本雪子的人拦住了。信被拆开，看完，又封好。但收件人变成了山本雪子的人——他们会安排一个“中间人”去日本找钟明轩，而不是让信直接寄到。
佐藤健一看了信的内容，笑了。
“这个张氏，比她男人聪明。知道找外援。”
“佐藤桑，您打算怎么办？”山本雪子问。
“不怎么办。”佐藤把信放在茶几上，“钟明轩在日本，在我们的地盘上。让他在东京‘意外’收到家里的消息，然后安排他回国。等他到了苏城，就是我们手里的人质。”
“张氏会听他的？”
“她听儿子的。”佐藤端起茶杯，“钟明轩要是跟她说‘娘，跟日本人合作吧’，她不会拒绝。”
山本雪子点了点头。
“还有，”佐藤放下茶杯，“派人盯着武汉。钟巧英到了之后，住哪儿，厂开在哪儿，工人有多少，全摸清楚。秘法的事，不能急，但也不能停。”
“是。”
八月十七日。江上。
船行了一天一夜。白天找码头停靠，躲飞机；夜里赶路，躲炮艇。
工人们都习惯了。白天睡觉，晚上睁着眼睛。孩子们也习惯了，不再哭闹，只是安静地坐在船舱里，看着江水发呆。
巧英的生物钟彻底乱了。她白天睡不着，晚上也不困。她就坐在船头，看着江水发呆。
陈树生端了两碗粥过来，一碗给她，一碗自己喝。
“巧英，你说武汉是什么样的？”
“我没去过。听我娘说过。她说汉口热闹，码头上的船多得像树叶。她说武昌有黄鹤楼，登上去能看到长江。她还说汉阳有兵工厂，造的枪炮全国最好。”
“你娘去过武汉？”
“年轻的时候去过。跟我爹一起去的，那是他们刚成亲的时候。”巧英喝了一口粥，“我爹那时候很精神，穿一件青色长衫，走在汉口的大街上，别人都以为是教书先生。”
陈树生看着她。“你想他们了？”
巧英没有回答。
她低头看着粥碗。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她用筷子挑开那层皮，喝了一口。
“想。但不能回去。”
船老大从后面走过来，指着前方隐隐约约的灯火。“钟小姐，前面就是武汉了。”
巧英站起来，看着前方。
江面上，灯火点点。有的在岸上，有的在船上。灯光的倒影在水里晃动，像一片碎金。
她忽然紧张起来。
怀瑾在吗？
她摸了摸袖口里陆怀瑾的那封信。信很短，她看了很多遍，都快背下来了。
“巧英，等见面了讲给你听。”
等见面了。
八月十八日。清晨。汉口码头。
三条木船依次靠岸。
巧英站在船头，看着岸上的景象。码头上人来人往，扛包的、拉车的、叫卖的，声音嘈杂得像一锅粥。空气中混合着煤烟味、鱼腥味、油条味——和苏州完全不同的味道。
陆正远安排的人已经在码头等着了。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自称姓刘，是军需处的后勤干事。
“钟小姐，陆长官让我来接你们。厂房已经租好了，在汉口郊外。工人宿舍也安排了，先住着，不够再说。”
巧英跳上码头，脚踩在水泥地上，晃了一下。在船上待了两天两夜，腿发软。
“刘先生，辛苦了。设备什么时候能卸？”
“今天就能卸。我叫了三十个搬运工，半天搬完。”刘干事指了指码头旁边的一排卡车，“陆长官又调了五辆车，专门拉货。”
巧英点了点头。
她转过身，看着工人们开始卸船。木箱、麻袋、油桶，一件一件地从船舱里搬出来，码在码头上。钟翰文的担架被抬上岸，巧明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那本《论语》。
“姐，武汉好大。”
“比苏城大。”
“那咱们以后就住这儿了？”
“住这儿。”
巧明点了点头，低头翻了一页书。
巧英站在码头上，四下看了看。
她不知道自己在找谁。
也许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也许是一张熟悉的脸。也许只是一个身影，远远地站着，朝她挥挥手。
但什么都没有。
码头上全是生面孔。扛包的苦力，叫卖的小贩，赶路的商人。没有人停下来看她。
她低下头，摸了摸腕上的银镯。
“钟小姐。”刘干事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这是陆长官让我转交给您的。他说，是怀瑾少爷托人带来的。”
巧英接过信封，手指抖了一下。
她拆开，抽出信纸。
信很短，比上一次还短。只有两行字——
“巧英：部队开拔，不能来接。等打完这一仗，我一定来。保重。怀瑾。”
巧英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
“钟小姐？”刘干事试探着叫了一声。
巧英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走吧。去厂房。”
她转过身，朝那排卡车走过去。
江风从背后吹来，吹起旗袍的下摆。她没有回头。
但她知道，怀瑾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她看了一遍就记住了——
“等打完这一仗，我一定来。”
好。她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