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六日。重庆。深夜。
巧英醒了一次。不是被声音惊醒的，是风停了。她从床上坐起来，侧耳听了一会儿。南风歇了。巷子里安安静静的，连狗都不叫了。黄葛树的叶子也不响了——不是没有风，是有风但叶子没动。那种安静，像是大地在屏着呼吸等什么。她披上外衣，推开房门。
院子里月光很亮。她站在黄葛树下，抬头看着天空。月光把叶子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摇摇晃晃的，像水里的倒影。她说不上来为什么醒了。可能是风停了，可能是心里有事，可能是因为她忽然想起——今天是一年的末尾。她靠着树干站了一会儿，想起许多年前，母亲也这样站在院子里看过月亮。那时候她还小，她问“娘，你看什么”，母亲说“看明天的路”。她不懂。现在她懂了。
她转身走回屋里。念瑾在小床上睡得正熟，小嘴微微张着，拳头攥在耳朵旁边，像一朵还没开的莲花。她没有碰他，只是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走进账房，点起油灯，翻开“经纬之心”，在新的一页写下。她本只想写一句，但笔尖落下去之后，像是自己会走。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南风歇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吹。树生哥回来了，坐在染缸旁边，说立春的色要再调。云澜哥回来了，站在院子里，什么都没说，风把他衣摆吹起来，又放下。念瑾会爬了，今天爬到灶房门口，春桃吓了一跳。爹坐在椅子上翻账册，右手够不到桌子，我把账册放在他膝盖上，他没说谢谢，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年。怀瑾还在路上，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南风歇了，但春天总会来的。总会来的。”
她放下笔，看着这页字。墨迹在灯下泛着微光。她没有合上账本，而是翻回到第一页。第一页是母亲走后第七天写的，字迹有些生涩，像刚学会拿笔的人——“民国二十四年秋分，母亲头七第七日。染坊毒缸已清，银梭已收。树生哥自北平归来，助我验毒。福伯赴沪查账。二叔闭门不出，疑有外人入宅。母亲之死，非天灾，乃人祸。查到底。”她看着这行字。那时候她才十六岁。三年前。三年了。她从一个蹲在毒缸前发抖的女孩，变成了坐在重庆深夜灯下翻看旧账本的人。她翻到最后一页，在日期后面加了一行字：“山河还在。人在。手艺在。春天会来。”
远处传来一声汽笛，低低的，长长的。像在回答她。巧英吹灭油灯，在黑暗中坐着。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看明天的路”。明天在哪儿，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只要还能织布，就还有路走。南风歇了。但春天总会来的。她站起来，走进夜色里。
与此同时。某处山野。行军路上。
怀瑾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摊着那张旧报纸。报纸已经被汗浸过很多次，字迹模糊了。但照片还在。那个女人的轮廓还在，虽然看不清五官，但她在那里。他摸出那张纸条——“往前走。往南走。走到江边，就到了。”他攥着纸条，抬头看天。今晚没有月亮，满天的星。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南走。但他的手知道。他的左手虎口的疤，那道疤一直在疼，像一根线，牵着他往某个方向去。
连长从后面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老李，不睡？”
“睡不着。”
连长递给他一根烟。怀瑾接过来，没有点。他看着天上的星星。“连长，你说一个人要是忘了自己是谁，还算是那个人吗？”
连长沉默了一会儿。“算。忘了的，记起来就好。记不起来的，身体也会记得。你能走到这里，说明你的身体知道路。”
怀瑾没有说话。他把烟叼在嘴里，没有点。星星在天上亮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烟还给连长。“走吧。天亮之前还能赶一段路。”
连长接过烟。“去哪儿？”
怀瑾望着南边。“去江边。”
同日深夜。汉口。日租界。东洋旅馆。
佐藤健一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街道。街道上很安静，路灯昏黄，没有行人。田中正雄站在他身后，低着头，不敢出声。佐藤转过身，手里拿着一块布样——靛蓝色的，但颜色不正，偏绿，像长了一层青苔。他把布样扔在桌上。“陈立言试了几缸？”
“十七缸。”
“没有一缸对？”
“没有。”
佐藤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清酒。“钟巧英在重庆站稳了。宋云澜回来了，陈树生也回来了。”他把酒喝了一口，“我们在这里试了十七缸，什么都没做出来。她在重庆待了一个月，雨过天青就出货了。”
田中抬起头。“佐藤先生，那下一步——”
“不急。”佐藤把酒杯放下，“仗还在打。武汉迟早是我们的。重庆也迟早是我们的。她跑不了。”他顿了顿，“但有一件事，我要你去做。去查一个人。陈树生。他在昆明做了什么，带了什么回来，一页一页查清楚。”
“是。”
佐藤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起了风。不是南风，是北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凉意。“天冷了。”他说，“冬天来了。”
同日清晨。重庆。厂房门口。
巧英推开厂房的门，晨光涌进来。老周已经在了，蹲在墙角修一只旧梭子，用细砂纸在磨梭尖，发出沙沙的声响。赵桂兰站在染缸旁边，手里拿着记录本，正在誊写前两天的数据。远处的巷口传来脚步声——两个人。一个穿深灰色长衫，走得不快不慢，像在丈量每一步的距离，衣摆上沾着昨晚没掸掉的灰。一个穿浅色对襟褂子，手里夹着一卷纸，袖口挽到小臂。宋云澜和陈树生。
巧英站在厂房门口，看着他们走近。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在晨光里走。远处的江面上，太阳正在升起来，把江水染成了一条金红色的绸带。风又起了，不是南风，是晨风——凉凉的，薄薄的，像一层还没织完的纱。但里面没有南风的暖。秋天还没走。冬天快到了。
“巧英，”陈树生说，“立春的色我重新调了一版。你看看。”
“好。”
宋云澜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看了巧英一眼，又看了陈树生一眼，然后往旁边退了半步，让出门口的光。老周把梭子修好了，往木头上轻轻磕了一下，磕了磕，试试梭尖的锋利度：“大小姐，今天织什么？”
巧英看了看手里的银梭，又看了看陈树生夹着的那卷纸。“今天织立春。”她顿了顿，“第一匹。”
她转过身，走进厂房，在织机前坐下。她的手指抚过经线——已经绷好了，整整齐齐的。陈树生走过来，蹲在她旁边，把手里的纸展开，放在她膝盖上。纸上画着配比图，标注得密密麻麻。他指着其中一行。“青黛六分，栀黄三分，槐花一分。温度七十度，半个时辰。”巧英看了片刻，把银梭握在手心。“知道了。”
陈树生站起来，退到旁边，和宋云澜并肩站着。两人都没有说话。巧英深吸一口气，开始穿第一根纬线。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布不是催出来的，是等出来的。”她想起立春那天，她手背上那道绿痕。她想起南风来过的夜晚。她想起怀瑾还在路上。她推了第一梭。
咔哒。
布面上，第一道绿色慢慢铺开，像春天第一片新叶。窗外远处有汽笛声，低低的，长长的——像一座城在告诉另一座城——我还在这里。巧英没有停。织机声持续响起，咔哒，咔哒，咔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