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末，虹口那条弄堂窄得只能并排走三个人，两侧的房子挤挤挨挨地挨着，屋檐几乎碰到一处，把天光收成头顶一道细细的灰线。宋云澜找铺面那天，门上糊着旧报纸，纸角卷起，露出里面落了灰的门板和一把锈了半截的挂锁。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靠在隔壁裁缝铺的墙根底下晒太阳，见他过来撩了撩眼皮，说：“原先开酱园的，去年关了，剩两坛醋没卖完，搁在后头，你要想清，自己倒掉。”宋云澜应了，交了一个月的押租，当天下午就把门板拆下来重新擦了一遍，让那扇门重新能关严。
铺面极小，进深不到两丈，靠墙钉了一排木架子，架子上稀稀落落地挂着他从各处旧货摊和当铺收来的旧衣裳。衣裳不多，一共十几件，有磨损了领口的灰布长衫、肘部打了补丁的毛料西服、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和一件褪成烟灰色的旧棉袍。他在铺子正中的矮桌上摆了一盏煤油灯、一台老式缝纫机，又从收来的旧衣裳里挑了几件品相好的，用蒸汽熨斗烫出折痕，挂在临街的窗框上，让过路的人能从外面看见那几件衣裳在风里微微摆动的样子。他给铺子取了个名字叫“闻记旧衣铺”，白漆写在木板上，笔画粗拙，像是随手写上去的。
开门营业的头几天没什么生意。偶尔有人推门进来翻两件就走，或是捏着一件旧西服的袖子问了价又嫌贵。宋云澜坐在缝纫机前，把一件领口磨破的旧衬衫翻了个面，拆了原来的缝线重新车了一道。他做这些事的动作起初有些生涩，可手上用久了也就顺了，针脚从歪扭逐渐变得匀净，像一匹布在织机上来回穿行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到了第六天，一个穿灰蓝色大衣的男人进来挑了一件旧马甲，付了钱临出门时顺口问了一句：“闻老板以前也是做针线活的？”宋云澜没有抬头，正将针脚压平整：“以前在南市给成衣铺子跑腿，这几年生意不好做，自己出来单干了。”那人点了点头走了，宋云澜将他买走的那件马甲在账本上记了一笔，数字写得很小，墨水在毛边纸上洇开一丝，像一道极细的裂纹。
第十天的时候，铺子里来了一个穿旧西服的日本人。
那人进店时步子不急，先在门口站了一下，目光从挂着的旧西服上扫过去，又看了一眼窗台上那排熨斗和线轴，然后走到靠近里的木架旁，伸手翻了一件灰绿色的人字呢西服上衣。他翻衣裳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看料子的成色，又像是在用翻衣裳的时间打量这间铺子和铺子里的那个人。宋云澜低头拨弄缝纫机的底线，目光没有抬起来，可他借着缝纫机台面上那面小圆镜的反光，看见了那人袖口内侧的制式纽扣，和领口露出的一截深褐色衬里——那不是普通日本侨民会穿的衣裳。
“这件，”那人开口说中文，口音生硬，“多少钱？”
宋云澜抬起头。对方约莫四十岁，脸型方正，颧骨上有两道薄薄的晒痕，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灰的头皮。他站姿的习惯把重心放在左脚上，右手垂在身侧时手指微微弯曲，像随时要握什么东西。他的西服虽然旧了，可袖口的磨损方式和普通磨损不同，边角的磨痕比普通人多了一道横向的深痕，像是常年在一张高度固定的桌面上工作，袖口抵着桌面边缘反复压出来的。
“这件料子厚，不便宜。”宋云澜报了一个价，不高不低。那人没有还价，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纸币放在矮桌上。宋云澜收钱时低头看见了那人的鞋——一双半旧的黑色皮鞋，鞋底外侧磨损明显偏重，是长期在硬地上站着、频繁转身才有的痕迹，与此前宪兵队的军靴磨损部位高度吻合。他把西服叠好递过去，又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条叠整齐的暗红色领带，搁在西服上面：“这条领带配这件还行，送你了，算搭头。”他说这话时语气随意，像任何一个想拉回头客的小铺老板。
那人看了领带一眼，拿起来在手上展了一下，没有推辞，收了便转身走了。临出门时他回头看了宋云澜一眼，那一眼很短，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门合上之后，宋云澜在缝纫机前坐了很久。他将刚才收下的那几张纸币在台面上摊平，确认没有记号或折痕，才收进铁皮盒里。然后他把那件灰绿色西服原来的挂位空着，没有补新的上去，像是特意留着那根空衣架在风里轻轻晃荡。
第二天下午那人又来了。这一回他进门时没有翻衣裳，直接走到矮桌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旧烟盒，放在台面上，问宋云澜：“有火吗？”宋云澜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递过去，那人划了一根点着了烟，吸了一口，又看了一眼台面上那只没盖紧的针线盒，目光在里面的几卷线轴上停了一下，然后开口说：“上次那件西服，领子有点紧。能不能改一改？”他说这话时语气比昨天放软了些，像在跟一个认识不久、但可以常来往的人说话。
宋云澜点头，起身从架子上取下那件灰绿西服，拆了领口内侧的衬里重新量。他量的时候没有用皮尺，用手比了比那人的肩宽和颈围，在纸上记了两个数字。那人在旁边站着看，烟夹在指间没有抽，过了一阵忽然开口：“这里东西不多，你是新开的。生意不好做吧？”宋云澜没有抬头，拿着针在领口内侧比了一个位置：“还好。巷子偏，可房租便宜。能糊口就行。”那人没有再说什么，等他改完了领口试了试合身，又掏钱要付工钱。宋云澜推了，说上次送领带是搭头，这一次改领口算是回礼。那人没有再坚持，把烟盒揣回兜里，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语气像是随口一提：“你这儿有旧的棉帽没有？天气冷，想找一顶。”宋云澜摇了摇头说“还没收到”，那人便点了下头推门走了。
从那以后，那人隔三差五会来一趟，有时买一件旧衬衫，有时只进来站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他说自己姓“黑田”，在“西边的机关”做事，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宋云澜也没有问，只在他来的时候把缝纫机台面上那盒没拆封的南洋哈德门香烟往前推一推，让他自己拿。黑田每次拿一两根，偶尔会顺手摸走台面上散落的小东西——一根线轴、一截布头、一枚旧扣子——宋云澜从来不拦，只是在他走后把那些被碰过的物件的位置默默记下来。久而久之，黑田来这间旧衣铺便成了一件自然的事，巷子里的人看见了也不觉得稀奇，只当是隔壁的日本人在旧货摊上淘东西。
有一回傍晚，外面下着小雨，黑田从铺子后门进来避雨，袖口湿了大半。他在矮桌旁坐下，宋云澜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他端起来喝了两口，忽然像是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下个月要清一批货，西边来的。大宗的，要过了南市才能往东运。”他说完这句话就转了话题，说起昨天在街角吃的一碗面太咸。宋云澜没有追问，只是将“西边来的”四个字和“过了南市才能往东运”这个路线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起身从架子上取下一件叠好的旧雨衣递给他：“这件你先穿回去，下次来再还。”黑田接过去披在肩上，推门走进雨里，身影很快被灰蒙蒙的水汽吞没了。
那夜宋云澜关了店门之后，在煤油灯下将黑田这几日零零碎碎说过的话拼在一起：西边、大宗货物、清货、往东运、南市是必经的转运点——这些话单独听都像闲聊，连起来却隐约指向了一批即将从西面方向经南市往东转运的物资，可能是棉纱、染料或其他战略物资。他没有记在纸上，只将这些信息的位置在脑子里一个个钉牢，像把线头穿进针眼，每一根都不让它滑脱。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巧英收到了那封从上海辗转递来的信。信送到时是傍晚，春桃在灶间烧火，章佩瑜坐在门槛上剥豆子，念瑾蹲在墙根下数他的草茎。巧英从阿山手里接过那支旧钢笔时，手指触到笔杆上那道细小的划痕，心里已经知道这封信不是普通的报平安。她旋开笔帽，用针尖挑出里面的纸卷，展开来就着灶间的灯光看了一眼——“三色锦缺一，速来上海。”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把纸卷上的八个字和那道短波浪线反复确认了三遍，然后将纸条凑到灶膛的火舌上烧掉了，纸灰落在灶台上，被春桃用湿布一抹便没了痕迹。当晚她没有睡，把自己关在染坊里，把东华三色锦的上色顺序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用炭笔在废布上试着复原那缺失的一段工序，试到第三遍时，那一段工序对应的染液配比和火候关系才从记忆深处慢慢浮出来——那是母亲苏宛卿手把手教她的最后一道工序，当年母亲说“这个配比记在脑子里比写在纸上更稳”，她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照着背了下来。如今那段背了十几年的口诀，像一根从很深的水底慢慢浮上来的线，被她握住了末端，一寸一寸地往回收。
天亮时分她推开了染坊的门，陈树生正裹着旧棉袄站在门口。他咳了一声，声音干而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炭笔稿纸看了几眼，又低头在纸页边缘添了一行极小的化学式，笔迹细瘦却极稳：“靛蓝与茜草同浴时，ph值每低零点二，色牢度会高一成。这一段的上色顺序要微调，先把温度升到八十五度再下蓝，不能跟茜草一起下。”他说完，又咳了一阵，靠在门框上喘了几口气。巧英接过他添了化学式的那张纸看了两遍，然后将纸折好收进怀里。
张氏这天早上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几块大洋和一对银镯子，没有多说话，把东西放在灶台角上，用一块蓝布盖着。章佩瑜坐在门槛上剥了一整个上午的豆子，最后一颗豆子剥完时她站起来，将一叠叠好的纸币塞进巧英的包袱夹层里，只说了一句：“上海的冬天比重庆冷。你带件厚些的衣裳。”
巧英在出发前一夜把所有需要携带的东西整理好：复原后的织锦暗号图被她重新织进一条极窄的藏青色布条里，布条只有一指宽，沿边缝进棉袍的贴边内侧，从外面摸不出来。她用余下的时间把那件宋云澜留在重庆的旧围巾从床头取过来，在手里叠了叠又展开。那围巾是灰蓝色的，毛线已经被洗得发软，边角的线头起了毛。她把它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像是对着空屋子自言自语：“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不碰染缸了。”
第二天清早，巧英站在院门口。雾还没有散尽，巷子里的石板路湿漉漉的，春桃站在门槛上替她拢了拢领口的围巾，念瑾追到巷口把一根新折的草茎塞进她手里，说：“姆妈，你到了上海帮我放一根在窗台上，我爹认得那草。”张氏站在门框里没有出来，只远远地朝她点了一下头。巧英将草茎收进贴身的衣袋里，转身走进了浓雾之中。
她带着那根草茎、那条织进暗号的布条和一段配比口诀，沿长江东下，朝着宋云澜所在的那座城市，沿着同一条水路，一步一步地走向那片被雾和炮火裹着的东方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