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福原本以为，东西交给高桥以后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第二天上午，他却又被叫到了城东院子。
四只箱还在。
卡车也在。
司机蹲在车轮旁边抽烟，何管事脸黑得像锅底。昨天封好的两只箱被重新撬开，一地木屑，最值钱的那面铜镜不见了。
范庆福站在门口没进去。
“丢了？”
“闭嘴。”何管事说。
不是丢。
清早货还没出城，有人拿着一张盖章的纸过来，要先看“疑似重要古物”。高桥当时不在，年轻助手不敢拦。对方看完铜镜和鎏金饰片，直接把镜带走，说送去另行鉴定。
何管事最恨“另行”两个字。
东西一另行，钱就不知道找谁要。
“高桥先生知道吗？”范庆福问。
“已经让人找了。”
“那我回去？”
何管事指着地上的箱：“你给我把清单认一遍。”
范庆福不识日文，但认自己的包法。
银片还在。
那一小包旧报纸夹在两包铜饰中间，细绳没断，外面他写的“薄银残字”四个字也没被人看上。检查的人显然翻过它，纸角被折了一道，又原样塞回去。
范庆福忽然想笑。
何管事瞪他：“笑什么？”
“没什么。”
“镜都没了还没什么？”
“镜又不是我的。”
“钱里有你一份。”
范庆福立刻不笑了。
这就是他和古物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哪件东西值钱，他就关心哪件。
那块薄银在昨天以前只值几顿饭，今天铜镜没了，它甚至显得更碍眼。可高桥回来以后没有要求把剩下的货留下，反而让人立刻重新封箱。
“为什么这么急？”何管事问。
翻译说：“先生不希望再检查第二次。”
何管事听懂了。
下午货改走另一条路。
卡车没有从正街出城，而是绕过城北，先送到一处有围墙的仓院。范庆福本来不用跟，可何管事怕中间再少东西，硬让他坐在车斗里看箱。
路冻得硬，车一颠，箱子就在木板上往前蹭。
范庆福用脚顶着最外一只。
他一路都在想那面镜。
那镜是他从另一个村收来的，为了压价，跟人磨了半天。如今一句“另行鉴定”就被拿走，连收条上写的名称都含糊。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这行像替别人从泥里往外捞东西，捞上来以后谁手大，谁就拿得稳。
车到仓院，箱子要重新过秤。
门口的人先看黄签，再看一张抄号单。六码一只只对过去，没有问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
范庆福盯着那张单子看。
“原来这号这么用。”
何管事说：“你才知道？”
“我以为就是你们院里记账。”
“院里哪配自己编这个。”
范庆福扭头看他。
何管事意识到说多了，立刻去催伙计。
这句话没有让范庆福想到什么大秘密。
他只明白，城东院子也只是个收货点。黄签和号码从更上头来，东西进县城以前可以贴，出了县城还照样认。至于最早是谁编号，他不知道，也不打算问。
做他这行，知道货去哪儿是本事；知道得太远，有时是病。
仓院里停了不少车，东北角还码着皮货、药材和几箱机器零件。古物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待遇，只被放到一间靠墙的小库里。
小库门口有铁路货栈常见的木托板，却不属于铁路。
装卸的人先把原箱放上去，检查木板、铁钉和绳结。昨天那只装铜镜的箱因为被撬坏，要换箱。
麻烦就在这时出来了。
换箱意味着原来的黄签也要换。
一个年轻办事员拿新纸过来，照抄旧六码。写到最后三位时，他把其中两位写反了。
范庆福看见了。
“错了。”
办事员不耐烦：“你懂？”
“我不懂，可那张不是这么写的。”
旧签还粘在破箱板上。
两人一对，果然错。
办事员把新签揉掉重写。
何管事在旁边骂范庆福多事，等人走远，却低声说：“幸亏你看见。”
“写错了能怎样？”
“到地方对不上，就可能整箱扣着。”
“按清单不行？”
“清单是清单，号是号。”
范庆福听得更糊涂了。
他忽然想起那片薄银。
它没有单独的六码。
它只跟着这只箱。
如果哪天从箱里拿出去，换到另一个箱，原来的号就和它没关系了；如果几十年后只剩下一张旧签，也没人能凭号码知道里面曾经压过什么。
这个道理太普通了。
普通得没有人会专门记下来。
天快黑时，四只箱变成了三只。
铜镜被带走后，剩下东西重新并装。那块黑灰石因为太沉，单独留在仓院等下一批货；银片所在的小包则被移进一只更结实的木箱，旧黄签没有撕掉，而是连同原清单一起塞进新箱侧面的纸袋，新签照抄原号。
黄纸、红章、蓝铅笔六码，就这样继续跟着它。
范庆福最后一次碰那片银，是帮伙计压平旧报纸。
纸包开了一点，银边露出来。
他顺手按回去。
“你倒跟它有缘。”何管事说。
“什么缘。”
“捡三回了。”
“它要真跟我有缘，就该值钱。”
范庆福把箱盖合上。
钉子一根根敲进去。
外头有人催，说晚车的货要赶不上了。小库里顿时全是脚步和拖箱子的响声，没人再谈墓，也没人谈无虑山。
箱子被推上板车时，范庆福忽然想起乔石匠说的那句话。
里头冷得不对。
后来又有人听见铃。
他站在仓门口，看那只箱被推远，心里冒出一个很没道理的念头：走了也好。
管它是什么，离山远点。
何管事却还在算他的镜钱能不能追回来。
“明天你跟我再去一趟。”
“去哪儿？”
“找人。”
“不去。”
“有你的钱。”
范庆福叹了口气。
“那去。”
他的日子还得过。
至于那只箱，当夜就离开了县城。
完整的铜镜没能跟它一起走，黑石也被留了下来，几件看起来更像宝贝的东西在途中各有去处。最不起眼的银片反而没有被任何人专门挑走。
它靠的不是保护。
甚至不是运气。
只是一路都有人觉得，先放着吧。
很多年以后，真正把它从旧箱底重新拿出来的人，已经不会知道范庆福是谁，也不会知道那张黄签最初贴在哪块木板上。
但黄纸上的“奉天”和那个被反复照抄的六码，留了下来。
一件东西离开无虑山时，没有带走自己的名字。
只带走了一个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