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庸便坐下，拱了拱手，问出了士绅群体最关心的事：“老朽有一事请教。元帅打下湖北，便废了教谕，改了县学，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学子，不少都遣散归家。听闻往后要改教算学、格致、洋文。敢问元帅，是要废了儒学，禁了读经吗？”
杨浩沉吟片刻后缓缓开口：“不会废除儒学，也不会禁读经。但不能只读四书五经。北青的读书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对外打仗可赢过几次？东溟已经打上门来，我们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需要能造枪炮、能造战船的学问；现在百姓食不果腹，我们需要可以让人人吃饱饭的学问；洋货在神州大地肆意倾销，我们需要办工厂、经商的学问。这些只读儒学做不到。”
“我在王村办学，其实也教《论语》、《孟子》。儒学教人修身立德、明辨大是大非，这方面我们不会丢，还要发扬光大。但我并没有只教儒学。而且儒学里面很多内容，我也不认同。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放在以前，或许能少些内乱，让天下多安稳几年。可如今外敌环伺，君主若割地赔款卖国，难道我们也跟着认？”
“儒学要适应时代变化。具体如何改，还得陈先生您这样的大家多多努力。”
毕竟杨浩这次是想团结他们，所以说得不重。但是此时的儒学，什么士农工商，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为尊者讳，三纲五常等，在他看来，都是压迫神州进步的毒瘤。以后肯定都要废除。
陈伯庸本就是杨浩筛选过的开明士绅，学过算学，从没有见他攻击过洋人。可听杨浩说儒学要变，还是忍不住沉声道：“元帅这是要以夷变夏吗？”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只听说用华夏文明教化蛮夷的，没听说被蛮夷教化的。
他这样说杨浩，潜台词是：你放着天朝上国的圣贤书不教，去学那些洋鬼子的奇技淫巧；你放着自己的衣冠礼仪不用，去穿洋人的衣服、用洋人的东西；你放着三纲五常不讲，去讲洋人的平等自由——你这是把神州人变成洋人，把文明人变成野蛮人，是亡国灭种的大罪。
这句话其实说得极重，等于指着鼻子骂杨浩背弃道统、数典忘祖。
堂里的空气骤然紧绷，众人生怕杨浩一拍桌子，就让人把这老学究拖出去砍了。
杨浩却是很心累叹口气，说：老先生，我不想与你争论此刻神州和西洲谁更文明。我只问一句——
您是想文明的死去，还是想野蛮的活着？
若先生想文明的死去，大可以去感化东溟的士兵，让他们为屠杀的神州百姓自杀谢罪。也可以去问问，那些饿着肚子的百姓，愿不愿意为了先生口中的继续饿肚子；去问问被东溟占据之地的百姓，愿不愿意为了引颈就戮。
在我看来，生存大于一切。死了，便万事皆休。如今国家都要亡了，先生还要和我争什么文明、什么道统？先生难道想再演一次崖山之事么？
他内心对此很无力。此时的儒学已经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冲击得七零八落，可在这些读书人眼里，义理之学还是第一等的学问，百工之术仍是小道，是术，甚至有害。
想改变这种思想，比军事、行政、经济改革更让他无力。所以他才躲在王村办教育——没有新式教育出来的人才，靠这些读圣贤书的人，根本不可能认同杨浩的理念，不可能走上改造神州的路。
看陈伯庸还想争辩，杨浩直接打断了：“先生可以不认同我的想法。但是今天不是辩经的时候。先生若有不满，可以登报发文章，我不阻拦。但是大同军这里，儒学和算学、理化、实业等学问，是平等的。这个绝不会改。我们在这里就不要讨论了。还有谁有想法和建议吗？”
虽然开头不算好，可众人见杨浩面对诘问，既不发怒，也不治罪，只是把话讲明，反倒渐渐放开了。
有人便大着胆子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元帅说抄家只抄有人命、血债的劣绅、恶霸。敢问元帅边界在哪？鄙人也认识些放贷的人家，虽没有逼人卖儿卖女，但是底下人催债，因此闹出人命的也有。如今人人自危，还请元帅明示。”
杨浩请过来的人不是恶霸，但也不是圣人。他们放贷、催债，是北青农村经济的常态——不是他们特别坏，而是这个制度下只有这样才能运转。因为小农经济脆弱，但凡遇到天灾、人祸、生病，只有借贷才能活下去。
纯信用借贷利息高，这个符合北青情况。完全不催债不可能，不然是真没有人还钱。虽然催债时没有强逼卖儿卖女，但是告官逼欠债者还钱，最后欠钱者看不到希望而自杀的也不少。哪怕现代都没有禁止私营企业放贷，借贷后跳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
杨浩如果抓人、抄家，对方没有违法，全部在法律内做事，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帮了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活下去。而且这样的人也抓的话，打击面太大，影响太大。
他只能务实说道：“非是我们好抄家，实在是公审之人恶事太多，民怨已起。对于先生所说之人，如果没有人控告、没有直接逼死人命的实证、没有强抢子女抵债的，大同军一概不究。但是还是希望给受害者家属一些补偿，多做善事，也是积德。欠债者实在还不上，便算了吧。只是后续放贷一定要遵守大同军定下的利率，不然真逼出人命来，闹到军政府，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
对方听了后，也暗暗松了口气，连忙站起身来，对着杨浩拱手鞠躬：“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回去我一定会劝他们多行善事。”
周德昌也问道：“周某看大同军官自办了纺织局，请问我等可还能接着创办纺织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