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松书院的日子，比祝英台想象中要快得多。
清晨的钟声一响，学子们便从各自的小院汇入讲堂，端坐在蒲团上听山长讲经义。
午后是自由读书的时间，有人去藏书楼借阅，有人三五成群在廊下辩难，也有人躺在院子里的老樟树下小憩。
祝英台很快适应了这种节奏，并且发现了一件让她暗自欢喜的事——梁山伯就住在隔壁，两人常在课后的傍晚结伴去西湖边散步。
起初，祝英台还有些拘谨，刻意压着声线、迈着大步，生怕露了破绽。
可相处久了，她发现梁山伯是个极钝的人。
钝不是笨，而是他对许多事都抱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信任——同窗说祝兄是家中独子，他便信了；
同窗说祝兄体弱怕风，所以总爱披着那件薄披肩，他便记下了，每次起风都把自己的外衫递过来；
同窗说祝兄喝水习惯用左手端杯，他便也学着她的样子用左手端杯，端了几次不习惯，又偷偷换回来，还不好意思地冲她笑。
祝英台有时觉得他傻得可爱，有时又觉得，像他这样什么都不多想、只管对人好的人，这世上大概没有第二个。
她想起母亲的话——等他做了三件让你觉得踏实的事。
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梁山伯替她挡过春日湖边忽然落下的冷雨，替她抄过一册她寻了很久的杂记，还在她某日有些咳嗽时悄悄把窗台上的药包换成了新煎的草药。
三件了。
她想写信回去告诉母亲，可每次提起笔又觉得，这才两个月，说太多会不会让母亲担心？
于是她只说些书院里的趣事，说山长讲关关雎鸠时讲得胡子直翘，
说食堂的蒸鱼味道不错但刺太多，说隔壁院的同学养了一只狸花猫总来蹭她的书案。
苏晓晓的回信也总是很短，却字字落在她心上——
鱼有刺就慢些吃，猫来了就给它一小块鱼肚，别让它偷你的笔。近日天暖，莫贪凉。
这天午后，祝英台正伏案抄一篇文章，窗台上的瓷碟里趴着那只狸花猫，眯着眼晒太阳。
她听见隔壁传来翻箱倒柜的声响，接着是梁山伯闷闷的声音：祝兄，你见我那本《礼记集注》了吗？
我昨天明明放在书架第三层，今儿怎么都找不着了。
祝英台抬起头，隔着矮墙看见梁山伯正一头扎在书箱里翻找，头发都乱了。
她放下笔，想了想，从自己案头抽出一本书，走到两院相通的月洞门前，递了过去：梁兄，你看看是不是这本？我昨儿下午借了你的书来看，忘了跟你说。
梁山伯接过书一看，果然是他那本《礼记集注》，封面还被他贴了一片防折角的桑皮纸。
他怔了一下，然后拍了拍额头，笑起来：原来是借给你了！我翻了一早上，还以为是让猫叼去了。
他看了一眼隔壁院子里那只正舔爪子的狸花猫，那猫被他看了一眼，一脸不屑地扭过头去。
祝英台看他那副如释重负的模样，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她转身回案前继续抄书，心里却默默地想：娘，这人好像真的值得我好好看一看。
日子在书声和西湖的波光里一天一天地过去。
祝英台渐渐觉得，女扮男装这件事已经不像初来时那么难了。
她学会了用稍沉的声调说话，学会了走路时肩背展开、步子迈大，学会了在同窗们说到什么粗俗笑话时只是淡淡摇头一笑而不脸红。
她甚至交了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除了梁山伯，还有邻县的陈公子，和那个总抱着猫来串门的王生。
可她也隐隐觉得，有些东西正在她心里悄悄地改变。
她开始留意梁山伯伏案时微微蹙起的眉心，留意他读诗时偶尔露出的一丝笑意，留意他每次递东西给她时总是将书脊朝向她、方便她接过去的习惯。
那些被她刻意压着的、属于女儿家的心思，像是春天地底下的笋尖，不声不响地拱着土，直往亮处钻。
六月的一个傍晚，书院放假半日。
同窗们三三两两结伴去西湖边的酒楼听曲，祝英台推说有些乏了，留在学舍里。
她坐在廊下，面前摊着一封信纸，犹豫了很久，终于提笔写道：
娘，书院里的日子很好。
我遇到一个同窗，姓梁，会稽人。他为人忠厚，心地纯善，待我极好。
我不知该怎么说——可我最近总想起您说过的话，说遇见特别的人，别急着掏心掏肺。
我还没有掏，可我觉得心口那个位置，好像已经让他站进来一些了。
她写完这段，又看了两遍，觉得措辞太露骨，想划掉重写，却又舍不得。
最后她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压在枕下。
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送出去吧。
月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枕边那封信上，将信封上一角映得微微发亮。
祝英台侧身躺着，望着那片月光，慢慢闭上了眼睛。
隔壁院子里隐隐传来梁山伯翻书的声响，偶尔有一声轻咳，像是在跟什么字句较劲。
祝英台听着那声音，翻了个身，把被子拉高了些，嘴角带着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笑意，沉沉睡了过去。
窗外的竹影被晚风摇碎又聚拢，在月光里明灭不定，像一幅正在被什么无形的手缓慢描画的、将要成形的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