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万松书院便笼罩在一片离别的气息里。
讲堂里的课日渐稀了，同窗们三三两两地收拾书箱、互赠临别诗文，山长也难得没再布置新的功课，
只在结业前最后一天把众人召到明伦堂，说了几句“学无止境，好自为之”的临别训话，便放了行。
祝英台的书箱比来时沉了许多。
除了母亲寄来的那些信和那件夹棉袄，箱底还压着一叠厚厚的批注本、几卷从藏书楼抄来的笔记，
以及梁山伯送的那只歪歪扭扭缝的小布袋——如今那布袋里已经换了好几回炭，
布面被炭火烤得微微发黄，收口的绳结却还是她第一次解开时那个笨样子，她从没重系过。
梁山伯比她更早动身。
他家在会稽，与越州隔着一道曹娥江，不算太远，可他说要先回家把母亲安顿好，再往越州来。
临走那天，祝英台送他到书院山门口。
春日的阳光照在老樟树上，叶子绿得发亮，几只麻雀在枝桠间跳来跳去。
梁山伯肩上挎着那只旧书箱，站在石阶下回头看她，笑了一下。
“我先回去把家里的事情理清楚，最多一个月就来。
你回去跟你母亲说，让她有个准备——就说有个会稽的穷书生要来蹭饭。”
祝英台站在石阶上，被他的话说得又想笑又有些不舍。
她张了张嘴，最终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目送着他沿着山路走下去。
梁山伯的背影转过山脚的弯道时停了一下，回头朝她挥了挥手，然后便消失在了青翠的山林之间。
祝英台第二日也启程了。
从杭州到越州，依旧是水路换马车。
她坐在船舱里，看着两岸的风景从冬日的萧索渐渐变回初春的嫩绿。
柳条抽了新芽，田埂上有人在翻地，油菜花刚刚冒头，一片一片嫩黄嫩黄的，像是谁把整个春天都揉碎了撒在田野上。
她忽然想起去年秋天来这里时，也是这样坐着船，心里装着的是对书院的向往和对未知的忐忑。
而如今回去时，心里装的东西比那时多了许多，也沉了许多——沉，却不压抑，而是那种让人安心的、被什么温温地托着的分量。
到了越州地界，又换了马车。
车行到祝家庄的大门前时，已是傍晚。
夕阳将那座灰瓦白墙的宅院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红，门口那棵老槐树抽了满枝新叶，树下站着一个人——
苏晓晓，穿着那件半旧的青色褙子，正踮着脚朝官道上张望。
祝英台跳下马车，快步走过去，喊了一声“娘”。
苏晓晓伸手接住她，先上下打量了一遍，见她面色红润、眼神清亮，比走时还要精神几分，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接过女儿手里的包袱，什么也没多问，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厨房炖了汤。”
晚饭是母亲亲手做的。
一锅火腿笋干老鸭煲，一碟清炒春笋，一碗荠菜豆腐羹，都是祝英台在家时常吃的家常菜。
祝英台端着碗，一口汤下去，觉得胃里暖融融的，像是把大半年的书院伙食一朝补齐了。
祝老爷坐在对面，不咸不淡地问了几句书院的事，又说了几句“山长信里说你策论写得不错”之类的话，语气里藏着几分不轻易示人的满意。
祝英台一一答了，末了抬头看了母亲一眼。
苏晓晓正在低头喝汤，察觉到她的目光，也抬眼看了看她。
母女俩隔着汤碗的热气对了一个眼神，什么也没说，可那一眼里兜着的话，比一顿饭工夫的闲谈还要多。
晚饭后，祝英台跟着母亲进了里屋。
她关上门，在桌边坐下，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把压在心里一整个冬天的话说了出来。
她从梁山伯第一次帮她搬书箱说起，说到他替她挡雨、守她中暑、问她有没有定亲，说到中秋夜半块月饼和那句“我肯定还在”，说到他送了炭和栗子、说开春要来越州见母亲。
她说着说着，语速快起来，像是攒了大半年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一句接一句往外倒，末了自己先笑了一声，
说“娘，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苏晓晓一直安静地听着。
她坐在对面，手里捧着一杯温茶，没有插话，也没有打断。
等祝英台说完，她才慢慢放下茶杯，问了一句：“你说他会来，什么时候来？”
“他说最多一个月。”祝英台的声音轻了下来，像是怕这话说得太笃定，万一到时候人没来，反倒让母亲空等。
苏晓晓看着她，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没有半点揶揄，只是一层极淡的、水到渠成般的了然。
她伸手替女儿把额前被风吹散的碎发拢到耳后，语气平平地说：“一个月，那来得及。
院子里的春茶刚好能采一茬，你父亲上个月新买了一对青瓷盏，正好拿出来待客。”
祝英台抬起头，眼眶有些发酸，可嘴角却是弯的。
她凑过去抱住母亲的胳膊，把脸埋在苏晓晓肩窝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娘，谢谢您。”
苏晓晓拍了拍她的后背，没再多说什么。
窗外的庭院里，老槐树的新叶被晚风吹得沙沙响，远处溪水潺潺地流着，将一天的暮色慢慢送进屋里来。
她揽着女儿的肩膀，心中那根从去年春天就开始悬着的弦，终于在这一刻，完完全全地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