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午时至未时。零下五十九度。
屋里的土炕烧得很热。那种热从炕面的石板缝隙里渗出来，不是炉火那种明晃晃的、扑在脸上的灼热，是一种沉在石层深处的、像被捂了很久的、缓慢而均匀的、从骨髓外面往里渗透的闷热。演凌靠在叠起的被褥上，后背贴着滚烫的炕面。那床被褥是粗蓝布面的，填的是旧棉花，有些地方已经板结了，硬邦邦地硌着脊梁骨，但炕面透上来的热度穿透了那些板结的棉絮，把他后背的每一节脊椎都捂得发烫。寒意从骨头缝里一丝一丝地被往外逼。那种逼不是猛烈的，是缓慢的、渐进的、像春天到来时冻土从表层向深层缓慢融化的过程。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核心温度在一点一点地回升。从三十三度到三十四度，从三十四度到三十五度，从三十五度到三十六度。那种回升的每一度都伴随着细密的、像无数根极细的针同时刺入的刺痛——那些是毛细血管在重新扩张时、血液冲进被冻得萎缩的血管壁时产生的神经信号。男人的婆娘给他端来一碗小米粥。粥是刚熬好的，米粒煮得开了花，粥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像油皮一样的米脂。他接过来。手还在抖。那种抖从肩膀传到肘，从肘传到腕，从腕传到指尖，最后集中在手指和碗壁接触的那几个点上。粥碗磕在碗沿上，发出细碎的、像两颗小石子在瓷面上滚动的“叮叮”声。他用两只手捧着碗。右手是主力，左手只是虚虚地拢在碗的另一侧，不能用力。他喝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滑下喉咙。像一条活过来的蛇。那条蛇从他的舌尖开始，经过上颚，经过咽后壁，经过食管的三个生理狭窄，一路滑到胃里。它把干涸的血管一寸一寸地润开。那些血管在之前的几十个时辰里被冻得萎缩、塌陷、内壁粘合，此刻在温粥的浸润下重新膨胀起来，恢复了半透明的、有弹性的、像新剥的果肉一样的质地。
男人坐在炕对面的条凳上。那条凳是松木打的，凳面被磨得发亮，能看到木纹的走向。男人的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大约有手臂那么长，是刚从柴垛上抽出来的桦木枝。他手里攥着一把小刀，刀刃贴着木棍的表面，一下一下地削着。每一刀削下去，薄薄的木片从刃口处卷起来，落在他的膝盖上，像一片片极小的、白色的、卷曲的刨花。他削一刀，抬眼看看演凌。削一刀，抬眼看看演凌。那种看不是审视，不是提防，是一种同族之间特有的、不需要解释的、自然而然的关注。
“兄弟是哪个支的？”他问。声音不高。带着湖北区口音特有的那种绵软尾调——每个字的尾音都会在口腔里多停留半拍，然后轻轻落下，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那种口音和北边的凌族人不一样。北边的凌族人口音更硬，更短，像刀子切在砧板上。但那种绵软里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种东西不在音调上，不在词汇上，在某个更深的、更古老的、像埋在语言底下的岩层一样的地方。
演凌咽下嘴里的一口粥。那口粥在喉咙里停了一瞬，他把碗放在膝盖上，想了想。说：“北边来的。远。”那几个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干涩的、像被砂纸磨过的嘶哑。声带在之前的几十个时辰里被寒风反复冲刷，被嘶吼反复撕裂，此刻振动时带着一种粗糙的、像锯条在干木头上拉动一样的杂音。
男人点点头。没追问。凌族人在外头讨生活的多。有的支脉散得远，几十年不往来也是常事。有的支脉改了行当，有的支脉改了姓氏，有的支脉像沙子被风吹散了一样，连自己人都找不到了。他低头继续削木棍。刀刃在木面上一下一下地刮着。削成一根光滑的木针。那根木针大约有一指长，两端被削得尖而圆润，表面光滑得能反光。他把那根木针放在一边，又从柴垛上抽了第二根。
“家里还有人？”男人又问。
演凌的手指顿了一下。粥碗里冒着热气。那些热气从碗沿升起来，在他面前形成一小团温暖的、湿润的、像薄纱一样的雾。那团雾映着他脸上还没完全泡软的血痂。那些痂壳在粥碗的蒸汽浸润下从暗红色变成了粉红色，从硬变软，从翘起的边缘开始脱落。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得像婴儿皮肤一样的、渗着极细血珠的肉。
“有。”他说。声音很轻。像怕说大了把什么震碎。那几个字从他的嘴唇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白雾，白雾在面前翻滚了半圈，和粥碗的热气混在一起，然后被从门缝里渗进来的冷空气稀释了。“等我回去。”
男人没接话。他把手里那根削好的木针也放在一边，两根光滑的、大小均匀的木针并排搁在条凳上。他起身走到墙角。墙角堆着一堆杂物——几捆麻绳、一个破陶罐、一把没有柄的锄头、几块被虫蛀了的旧木板。他从那堆杂物后面搬出一个黑陶坛子。坛子的表面被烟熏得发亮，坛口用泥封着，泥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霜。他拍掉封口的泥。泥块从坛口脱落，落在泥地面上，碎成了几片。一股酸冽的酒味冒出来。那种味道从坛口涌出来，像一只被关了太久的、终于被释放出来的、酸涩的、带着野果和黍米混合香气的活物。它冲淡了屋里的草药气，在土炕上方的空气中扩散开来，和炕洞里渗出来的松木柴的烟气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像秋天收割后的田野里烧秸秆一样的、温暖而略带呛鼻的气味。
“自家酿的。野果子加黍米。”男人拿了两个粗碗。碗是陶的，碗壁上有些地方釉面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陶胎。他把坛子倾斜，酒液从坛口流出来，落在碗里。酒液是褐黄色的，浑着一点果肉渣。那些果渣是野果在发酵过程中没有被完全分解的纤维，细小的、不规则的、悬浮在酒液中，像被风吹散的、极小的、暗色的花瓣。他倒了两碗。一碗推到演凌手边。“驱驱寒。你那腿，不喝点酒，淤血散不开。”
演凌看着那碗酒。褐黄色的。浑着一点果肉渣。碗沿上有一小块釉面剥落后留下的粗糙的陶面。他犹豫了一息。伸手接过来。碗沿磕在他干裂的嘴唇上。酒液入口。酸。辣。苦。像一口咬开了一颗冻硬的野果。那种苦味很重。是野果子没有去核、核仁里的苦味在发酵过程中渗进了酒里。那种酸也很重。是黍米在发酵时产生的乳酸和醋酸混在一起的味道。汁水在嘴里炸开。顺着喉咙烧下去。一直烧到胃里。
他咳了一声。
男人笑了。那种笑从喉咙深处涌上来，带着低沉的、像被什么压着一样的、短促的震动。他的嘴角向上弯了一个弧度，眼角的纹路挤在了一起。“慢点喝。没人和你抢。”
演凌又喝了一口。这次没咳。酒劲从胃里返上来。往四肢百骸里钻。冻僵的手指尖开始有了知觉。是一种刺刺的、痒痒的麻。那种麻从指尖向指根蔓延，从指根向掌心蔓延，从掌心向手腕蔓延。像无数根极细的、被温热的酒液浸泡过的、正在从冻僵状态中缓慢恢复的神经末梢，在同时向大脑发送着模糊的、不精确的、但确实存在的信号。
男人自己也喝了一口。拿袖子擦了擦嘴。那只袖子是粗布的，袖口磨起了毛边，擦在嘴唇上的时候蹭到了下唇中央那道冻裂的口子，他微微皱了一下眉。“我爹活着的时候也爱喝这个。每年秋上收了果子就酿。说冬天喝一碗，比穿皮袄暖和。”他把碗搁在膝盖上，手指在碗沿上转着圈。“我爹那辈人，是从北边迁过来的。具体哪年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我爷爷带着一家老小，赶着两辆破车，走了二十多天。路上冻死了一头牛。我爹说那牛是走着走着就不行了，前腿一软，跪在雪地里，就再也没起来。”
演凌捧着碗。酒气往脑门上冲。他靠在墙上。那面墙是土夯的，墙面上抹着一层泥，泥面上结着霜。他的后脑勺靠着墙的地方，霜被体温融化了一小片，露出底下泥面的灰褐色纹理。他眼睛半眯着，看着屋顶的茅草和烟熏过的梁木。那些梁木是松木的，被灶火和炕洞的烟熏了十几年，表面结着一层厚厚的、像黑漆一样的、发亮的烟灰。茅草从梁木之间露出来，枯黄的，被烟熏成了深褐色。
“北边冷吧？”男人问。
“冷。”演凌说。那个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干涩的、像被砂纸磨过的尾音。“零下六十多度。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顿了一下。又喝了一口酒。“那种冷，你在这儿感觉不到。”
“这儿也冷。不过好歹有炕。”男人又倒了一碗。酒液从坛口流出来的时候在碗里溅起了一小圈褐黄色的泡沫。“你那胳膊怎么弄的？”
演凌低头看了看左臂。布条缠着。固定在一块木板上。是男人刚才给他绑的。那块木板是从柴垛上抽出来的，大约有一尺长，两指宽，表面粗糙，边缘用刀刃削平了。布条从肩膀绕到肘，从肘绕到腕，缠了四五圈，每一圈都压着上一圈的一半。酒意从胃里往上涌，涌到喉咙口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把嗓子里的干涩和嘶哑冲开了一点。
“摔的。”他说。没说是跟人打的。没说是一个人追了另一个人从城楼追到院子，从雪地追到冰面，从白天追到黑夜。没说那个人叫田训。没说那把刀碎片此刻正躺在五十步外的雪地里，被新落的雪一点一点地盖住。男人也没追问。
两人就这么喝着。一碗。两碗。三碗。坛子里的酒下去了小半。演凌的脸从苍白变成一种病态的红。那种红从颧骨开始，向两侧的颊部和鼻梁蔓延，像一层薄薄的、被酒意蒸出来的、不均匀的、斑驳的底色。脸上的血痂被酒意蒸得发软。有几处裂开了。渗出一点粉红色的血水。那些血水在零下五十九度的空气中迅速凝结，在痂壳的裂缝里形成了一颗一颗极小的、像石榴籽一样的、暗红色的冰珠。但他没管。他的手指还捧着碗。碗里的酒液在微微晃荡。每一次晃荡都在碗壁上留下一圈浅浅的、褐黄色的、正在缓慢往下流的、像潮汐一样的痕迹。
男人的话多起来。说起湖北区这边的事。去年雪灾死了两头羊。那两头羊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一头母羊怀了崽，另一头是去年春天刚买的种羊。入冬的时候连续下了七天大雪，羊圈被雪压塌了，两头羊埋在雪里，挖出来的时候已经冻硬了。今年开春草河的鱼比往年肥。他在河边下了三个鱼篓，隔一夜收一次，每次能收小半篓。凌族里有个远房侄子娶了隔壁村的姑娘。彩礼花了他三张羊皮。姑娘是汉族，姓陈，家里开豆腐坊的。办席的时候请了全村的人，摆了十几桌。他喝醉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柴垛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家长里短。和生死搏杀、人质、追兵没有半点关系。
演凌听着。一开始只是听。酒意让那些话变得模糊而温和，像一层被风吹皱的、温暖的水面。后来接了两句。再后来，他开口说了自己小时候在北边雪地里抓兔子的事。埋伏在雪沟里。等兔子从洞口出来。一扑一个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像被酒泡软了的、从胸腔深处浮上来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过了的、连他自己都陌生的轻快。
男人的婆娘在灶台边听着。灶台上烧着一锅水，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她手里纳着鞋底。针锥在鞋底上扎一个孔，针线跟着穿过去，拉紧，再扎下一个孔。她的手指粗短但灵活，动作机械而精确。“你笑起来不像个拼命的。”她说了一句。没有抬头。手里的针线没停。
演凌的笑收了一下。他低头看着碗里的酒。褐黄色的液体映着窗纸透进来的天光。那些天光是灰白色的，从窗纸的纸纤维之间渗透进来，在酒液表面形成了一层模糊的、像被稀释过的、暗金色的反光。“人总得拼命。”他说。声音里那股狠劲没了。那种在雪沟里、在冰面上、在黑暗中反复烧灼过他的、像野火一样的东西，被酒浇灭了。剩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像炉膛里烧过了头的炭。表面是一层白色的灰烬。底下什么都没有了。
男人点点头。又给他倒了一碗。酒从坛口流出来的时候在碗里溅起了一小圈褐黄色的泡沫。那些泡沫在碗面上停留了一息，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破掉了。
外面的风还在刮。零下五十九度。雪原上白茫茫一片。枯柳林的枝丫在风里抖。那些挂满冰凌的柳条在风中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像几千颗玻璃珠子同时滚动一样的、密集而持续的叮当声。风从茅草屋顶掠过，把屋顶上那些被雪压弯了的茅草吹得向一侧倒伏，像一片被梳子梳过的、枯黄的、在风中起伏的、没有尽头的麦田。但屋里的土炕是热的。酒是暖的。话是松的。
演凌坐在炕上。靠着墙。手里捧着一碗野果酒。碗里的酒液已经不多了，大约只剩碗底浅浅的一层，晃荡的时候在碗壁上留下一圈一圈的、正在缓慢往下流的、像年轮一样的痕迹。他听着一个同族汉子讲家长里短。偶尔接两句。偶尔笑一声。那声笑从他的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像被酒泡软了的、从胸腔深处浮上来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过了的轻快。
他忘了。忘了昨天在温春河边的人质。那个中年男人被他拽着衣领当盾牌。那个年轻女人抱着包袱蹲在角落里发抖。那个半大孩子趴在冰面上，哭得没了声。忘了田训那张带着疲惫无奈的脸。那张脸在火光中隔着十几步的冰面看着他，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极淡的、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被冻住了又被强行捂热了的、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忘了自己拖着一条废腿在雪地里跳了一百多里。每一步都是左腿跳一下，木棍戳地撑一下，右腿拖在后面划出一道痕。忘了刀碎片从手里滑出去的那一刻。那把刀磕在雪面上，弹了一下，斜插在雪里，刃口朝下，柄朝上，像一座微小的、用铁做的、歪斜的、被冻在雪里的十字架。忘了冰齐双和演验。不。没忘。只是那根悬着的弦，暂时松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弓弦。终于被酒意泡软了。不那么紧了。但弦还在。弦上的箭还在。只是暂时不需要射出去。
他喝了一口酒。靠在墙上。眼睛慢慢眯起来。酒意像一层温暖的、柔软的、半透明的、像被水浸透了的棉被一样的东西，从头顶盖下来，把所有的东西都罩在了下面。那些被冻裂的、被磨破的、被撕开的、被烧灼过的、被反复碾过的、被刺穿过的、被缝合过的、被冻僵了又回暖过的、被酒泡软了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层棉被下面变得模糊而遥远。
“北边那雪，”他含混地说。声音里带着酒意和睡意混在一起的、像被什么糊住了的、黏稠的、尾音拖得很长的沙哑。“比这儿白。”
男人的婆娘笑了。那声笑从灶台边传过来。带着水汽和针线味的、温热的、短促的、像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带着一种被逗乐了的、但又不全是逗乐了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温和的声调。“哪儿的雪不白？都是白的。”
演凌没再说话。他的头歪向一侧。碗还捧在手里。酒液微微晃着。他的呼吸变长了。变慢了。肩膀的起伏也平缓下来。那种呼吸不是之前那种浅的、断断续续的、每一下都带着喉管深处哨音和血沫子翻滚的咕噜声的、像一条快要搁浅的鱼在冰面上用最后一点力气扇动鳃盖一样的呼吸。是一种深的、缓慢的、均匀的、从腹腔底部升上来的、带着酒意的、温暖的、松软的、像一只在炉火旁边蜷缩着睡了很久的猫一样的呼吸。
不是睡。是那种喝到微醺、浑身发热、伤口也不那么疼了的、半梦半醒的松弛。他的眼皮半阖着，瞳孔在眼皮的缝隙之间露出极小的一线。那一线里没有田训。没有赵柳。没有耀华兴。没有寒春。没有林香。没有运费业。没有那个中年男人。没有那个年轻女人。没有那个半大孩子。只有一碗酒。一个同族的男人。一个在灶台边纳鞋底的、圆脸细眉的、和冰齐双在某些角度有模糊相似的婆娘。一个温暖到让人忘记外面是零下五十九度的土炕。屋外，风呜呜地吹。零下五十九度。雪原上白茫茫一片。枯柳林的枝丫在风里抖。屋内，酒坛子放在炕桌上。两个粗碗。一个满的。一个空的。土炕烧得滚烫。一个满身伤痕的刺客，靠在墙上，半闭着眼，嘴角还挂着一点没来得及收起的笑。全然忘了刚才的单打独斗。
（未完待续，请等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