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颐飞走后，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下来。
梁栋却没有半分睡意。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
凌晨的风带着初秋的凉意涌进来，吹在发烫的太阳穴上，人反倒清醒了许多。
远处的城市早已沉入梦乡，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和他这间办公室的灯遥遥相对。
理智上，他比谁都清楚该怎么办。
证据裁判、疑罪从无，这是写进法律里的铁则，是他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可情感上，这一夜却翻涌得厉害。
他想起在涟安，那把烧掉三条人命的大火，那些在灾后重建里被盛景层层盘剥的老百姓。
想起被盛景用金钱和美色拉下水、从此再回不了头的干部；想起那些被打压得家破人亡、叫天不应的正经生意人。
饶家在千嶂盘踞二十余年，欠下的账，罄竹难书。
从私心讲，他何尝不想除恶务尽，让饶天一这个台前操盘手，把该还的债一笔笔还清楚？
可越是这样想，另一段尘封的记忆，反倒越是清晰地浮了上来。
那是他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还在原槐安县何冲乡的时候。
县里那年出了一起命案，证据“看上去”全指向一个嫌疑人。
有人证、有动机、有嫌疑人熬了几天几夜后作出的口供，公检法几家碰头，几乎都觉得案子已经破了，就差走流程。
唯独一位干了一辈子的老检察长，顶着压力把卷压了下来，列出一串疑点，要求重新侦查。
后来，真正的凶手在邻县落网。
事后，那位老检察长到何冲乡检查工作，拉着还是个小年轻的梁栋，在乡政府门口的羊肉汤馆吃了碗羊肉汤，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老人说：
“小梁啊，我们手里攥的不是卷宗，是别人的一辈子。一个案子，最怕的不是放过坏人——坏人总有再露头的时候；最怕的，是冤枉一个好人。那是把人一家子的天都给塌了，再也补不回来。”
“我们可以恨坏人，可不能因为恨，就把‘看着像’当成‘就是他’。”老人敲着碗沿，一字一句，“证据这东西，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差一分，你心里再笃定，也不能把人往死里办。这是我们这行人，最后的底线。”
这么多年过去，老人的模样都有些模糊了，那句话却像一枚钉子，牢牢钉在梁栋心里。
那时，梁栋也就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样子，那时的他，还是一腔热血，老人的一席话让他热血沸腾了很久……
如今轮到他自己，坐在这张能决定他人生死轻重的桌子前，才真正掂出那句话有多重。
对饶天一，他没有半分私情，甚至比任何人都想让他付出代价。
可“想让他付出代价”，和“依法让他承担与其罪责相当的代价”，是两回事。
前者是情绪，后者，才是法律。
梁栋重新坐回桌前，提笔在那张写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白纸上，一条一条写下反复掂量后的尺度。
第一条：该他担的，一分不能少。
涟安酒业那块铁证、那些已经钉死、证据闭环的利益输送，依法该怎么追诉就怎么追诉，该顶格就顶格，谁来说情、饶寅钟怎么揽，都没有用。
第二条：不该他担、证据又不足的，一分不凑。
纵火、实控这两块，证据达不到法定标准，就不勉强认定，不拔高、不搞有罪推定。
不是不查，而是继续查。
什么时候证据补齐、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什么时候再依法追加。
第三条：被裹挟、有坦白退赃立功的，依法用足从轻减轻。
主犯从犯要分清，主动作恶和被裹挟的要分清，死不悔改和主动交代、退赃立功的更要分清。
这不是手软，是法律明文，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是分化瓦解那座旧帝国最锋利的刀。
写完三条，梁栋搁下笔，又在旁边重重写下四个字：放纵，枉法。
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终于把那个最难拿捏的分寸想透了。
外头不少人，心里都隐隐绕着一个结——领导们定了“到此为止”的调子，饶寅钟又在拼命揽罪，这时候不把饶天一往死里办，是不是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放水，就是徇私？
错了。
真正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这么用的。
饶寅钟想替儿子抹掉的那些“组织、领导”罪责，只要有证据，他梁栋一只眼都不会闭，该追的一寸不让。
——这叫不放纵。
而那些证据不足、本就够不上的部分，他绝不会为了办得痛快，硬睁着眼说瞎话、把没凑齐的证据说成铁证。
——这叫不枉法。
他要闭的，是那只“非把人办成主犯不可”、被情绪和执念蒙住的眼。
要睁的，是那只只认证据成色、只认法律标尺的眼。
这，才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那一点灵活”的真正含义。
不是拿法律做交易，而是让法律，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想通这一层，梁栋胸中那块堵了一夜的石头，轰然落地。
……
天刚蒙蒙亮，办公室的门就被轻轻敲响。
这回来的，是两个人：丁颐飞，和接到电话连夜赶了材料、一早过来的省长助理朱厚年。
朱厚年手里拎着两份刚从食堂打来的热豆浆和包子，一进门就闻到满屋的烟草和墨味，再看梁栋眼底的血丝，便知道这位领导又是一宿没合眼。
“先垫垫。”朱厚年把早饭搁下，“领导，这么急叫我来，是饶家的案子，要定盘子了？”
“嗯。”梁栋拿起包子咬了一口，趁这点工夫，把昨夜和丁颐飞梳理的三摞卷宗、两条路，简明扼要讲了一遍。
朱厚年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到最后，手指无意识地在膝上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老习惯。
“领导，我听明白了。”他缓缓道，“难就难在两头都有人盯着。往重了办，证据不足硬凑，是埋雷；往轻了办，外头铁定骂官官相护、反腐虎头蛇尾。这个分寸，差一丝一毫都是麻烦。还有一层，这案子是联合专案组在办，杜主任是钟纪委下来的，管的是饶寅钟和涉案干部那条线；天一、饶本河这些体制外的人，刑案是颐飞他们公安在侦，最后都得归到检察院去。几条线怎么拧成一股绳，也得有个说法。”
“你说到点子上了。”梁栋点头，“所以我才要先跟你们俩把话说死。”
他放下包子，神色前所未有地郑重，一字一句，把昨夜想透的总纲讲了出来。
“今天这个会，乃至这桩案子怎么办，你们都记住一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办到哪，就办到哪。具体拆开，是三句。”
“首先，该他担的，一分不能少。涟安酒业那些铁证、钉死的利益输送，依法追诉，该多重多重，绝不手软。”
“然后，不该他担、证据又不足的，一分不凑。不拔高、不搞有罪推定。纵火、实控，证据链没补齐、达不到法定标准之前，不勉强认定。记住，是‘暂不认定、继续侦查’，不是‘撤了、算了’；至于能不能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那是检察院依法审查的事，我们只负责把证据办扎实。”
“最后，被裹挟的，有坦白、退赃、立功情节的，依法用足从轻、减轻。这不是我梁栋法外开恩，是法律本来就有的规定，我们要敢用、用足。”
朱厚年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
丁颐飞昨夜已被磨过一遍，此刻再听，只觉每一句都严丝合缝。
朱厚年却捕捉到更深的东西，沉吟着问：
“领导，我斗胆问一句，您说的‘一分不凑’，和饶寅钟拼命想替儿子‘往下卸’，外人要是分不清，会不会觉得我们是顺着饶寅钟的意思，放了饶天一？”
“问得好，这正是要划清的界限。”梁栋拿起那张写满字的纸，指着第二行，“饶寅钟想把那些本属于饶天一的‘组织领导’责任也揽过去、把主犯洗成从犯，这部分我们绝不认账。有证据证明饶天一组织、调度、拍板的，照样依法认定，他爹揽得再凶也没用。而证据不足的部分我们不认定，不是顺着饶寅钟，是顺着证据、顺着法律。一句话：他想替儿子抹掉的，有证据我们照样追；我们自己，绝不替法律去凑凑不齐的罪。这两件事，会上必须分得清清楚楚。”
朱厚年眼中精光一闪，那支“笔”的功底被激发出来，嘴里念念有词：
“不放纵、不枉法……主犯责任依法钉死，疑罪部分暂不认定、继续侦查，被裹挟部分依法从宽，干部分流、刑案移送……好，这几条立住，谁也挑不出理。”
“还有一条，是红线，比前面所有话都重。”
梁栋的声音陡然沉下来，丁颐飞和朱厚年同时抬头。
“涟安那桩纵火案，三条人命，是人命关天的案子。”他一字一顿，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一条，不适用任何‘从轻’，也不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周大成死了，严磊只认一截，饶本河咬死不往上咬。越是这样，越要往根上查。那六十万取现流水、严磊的口供、周大成千万安家费的来路，一条都不许断。”
他盯着丁颐飞：
“我把话撂这儿，只要查实饶天一对这桩纵火案有一分参与，哪怕只是递过一句话、转过一笔钱、点过一次头，都绝不姑息，必须依法严惩，新证据一到，随时并案、随时追加。听明白了吗？”
丁颐飞腾地坐直：
“明白！这条线我亲自盯，顺着资金和严磊往下挖，绝不松口！”
“最后，是程序。”梁栋的语气放缓，却更显分量，“今天的会，我不搞一言堂，杜成钧、含章他们有不同意见，让他们充分讲、讲到底。这是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牵头的联合专案组，纪检、公安各管一条线，谁也不越位。最后形成的每条意见，都要集体研究、写进纪要，谁表了什么态，白纸黑字、全程留痕、终身负责。”
“再往后，证据办扎实是我们的事，定什么罪、量多少刑，是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依法判决的事。”梁栋郑重叮嘱，“我们这条线，绝不批条子、不定调子、不干预司法。这一条，连同专案组每一个人，都给我刻在心上。”
“是！”两人齐声应下。
窗外，一轮朝阳正从石江的楼宇间缓缓升起，阳光一道道铺在那张写满字的纸上，也铺在三人凝重而坚定的脸上。
朱厚年合上笔记本，长出一口气：
“领导，有这几条，今天这仗，就好打了。”
梁栋却摇了摇头，望向会议室的方向，眼神沉静。
“仗，没那么好打。杜成钧憋着一股除恶务尽的劲，含章是出了名的铁面。会上，少不了一场硬碰硬的争论。”
他拿起那份连夜批注的卷宗，拍了拍。
“走，开会去。是真理，就不怕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