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村里，宋文杰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了。
自从宋宝莲捐骨髓的事在村里传开之后，宋家的名声就彻底臭了。
虽然宋文杰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以前提起他，人人都竖大拇指，夸他有孝心、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光宗耀祖。
但现在，这些夸奖的话全变了味——“大学生又怎么样？人品不行，读再多书也没用。”
“自己亲妈的骨髓都不舍得让妹妹捐，还到处装可怜骗人去匹配，这种人家，以后少来往。”
更让宋家人头疼的是，那些以前借过钱给他们家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地上门讨债了。
以前宋家为了给黄香玲治病，几乎把能借的亲戚都借了个遍。
那时候大家都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家确实困难，借出去的钱也没急着催。
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心里都不舒服，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利用了，于是纷纷找上门来，想把钱要回去。
宋大山和黄香玲能推的就推，能拖的就拖，实在推不过去的，就赔着笑脸说几句软话，好歹把人打发走了。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真要撕破脸来讨，他们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这天下午，宋大山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影朝自家走来。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眯起眼睛一看，来人是他堂弟——宋海洋。
宋海洋在村里算是个老实人，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但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主儿。
他走到宋大山面前，也不进屋，就站在院子里，搓了搓手，有些为难地开口道：
“大哥，我家里最近有点急事，缺钱用。你看……之前借给你们的那一百五十块，能不能先还我？”
宋大山没有说话，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眼前缓缓升腾、散开。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来，看着宋海洋，缓缓开口道：
“海洋，你要是真缺钱，砸锅卖铁我也还你。如果你是因为最近村里那些闲话，对我们家失望了，我也认，该还的钱我一分不少。”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文杰是咱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将来毕业了，那就是国家干部，说不定还能当上镇里、县里的领导。你要是现在跟我们撕破脸，将来你们家有什么事想求到文杰头上，那可就不能怪我们不帮忙了。”
宋海洋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他本来确实是听了村里的闲话，心里不痛快，想着把钱要回来算了。
但宋大山这番话，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
他不由得开始琢磨起来——是啊，宋文杰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将来毕业了，那可是要吃公家饭的。
到时候自己家要是有什么事想求他帮忙，比如给孩子安排个工作、批个宅基地什么的，那不还得指望他吗？
要是现在把钱要回来，把关系搞僵了，那将来可就不好办了……
想到这里，宋海洋脸上的神色变了几变，最终挤出一个笑容，摆了摆手说道：
“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想了想，其实我家里的事也不是特别急，还能再想想别的办法。你们家也不容易，这钱就先不急，等文杰出息了再说。我家里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不少，像是生怕宋大山追上来还钱似的。
黄香玲从屋里走出来，看着宋海洋远去的背影，啐了一口，脸上带着几分得意：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势利眼。等将来我儿子当了干部，非得好好压一压他们的气焰不可！”
宋大山没有说话，重新装了一锅烟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看不真切，只有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着烟杆，指节泛白。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个被他用同样的话劝退的债主了。
他知道这样做不地道，但他别无选择。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还债，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儿子宋文杰将来真的有出息，能改变这个家的命运。
只是他不知道，那一天，还要等多久。
在省城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宋文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他凭借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一副热心肠的模样，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结识了不少朋友。
有同班的同学，有隔壁系的老乡，有学生会的干事，还有几个在社团里混得风生水起的活跃分子。
他偶尔请大家吃饭、出手大方，说话又好听，很快就赢得了一个“讲义气、够朋友”的好名声。
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人里，大多数都是泛泛之交，将来能不能用得上还不好说。
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分量的人物——一个有背景、有资源、能在他毕业分配工作时拉他一把的人。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天下午，宋文杰跟几个老乡在操场上打篮球。
中场休息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走了过来，跟其中一个老乡打了个招呼，两人聊了几句。
宋文杰在旁边听着，得知这个眼镜男生叫黄智平，也是他们县的，父亲在县委宣传部当主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宋文杰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县委宣传部主任——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干部，手里握着宣传系统的资源，在县里的人脉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如果能跟黄智平搞好关系，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说不定就能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把自己安排进县里的机关单位。
想到这里，宋文杰立刻来了精神。他主动走上前去，热情地跟黄智平打了个招呼，自我介绍了一番，又聊了几句家乡的话题，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他故意提起几个县里的地名和风土人情，说得头头是道，让黄智平觉得遇到了一个知音。
从那以后，宋文杰就开始有意识地向黄智平靠拢。
他打听到黄智平的课程表，故意选同一时间去食堂吃饭，端着餐盘凑过去坐在一起；
他摸清了黄智平的作息习惯，知道他喜欢傍晚在操场散步，就天天准时出现在那里，
“偶遇”他；他还打听到了黄智平的生日，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到了那天送了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说是“老乡的一点心意”。
黄智平起初对宋文杰的热情有些不太适应，但架不住宋文杰天天围在身边转，说话又好听，办事又周到，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他开始把宋文杰当成自己在学校里的一个小跟班，有什么事都叫他一起——去吃饭叫上他，去打球叫上他。
宋文杰对此甘之如饴。
他跟在黄智平身后，鞍前马后地伺候着，端茶倒水、跑腿打杂，什么事都抢着干。
在别人看来，他就像黄智平的一条尾巴，寸步不离。
但宋文杰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黄智平这条线，他一定要牢牢抓住。
他甚至在梦里都梦见过自己毕业后的场景：黄智平的父亲帮他安排进了县政府，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手里端着搪瓷茶缸，窗外的阳光洒在他身上，一切都那么美好。
至于许少晴——那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迟早有一天，他会让她跪在他面前求他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