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第一次看见“首席顾问”四个字，就把聘书退了回来。
信封里还有一份先进工程第二阶段说明、董事会预算边界和马飞亲笔写的邀请。马飞没有请他带型号、带图纸或带一支研究所队伍，只请他每月参加两次方法审查，帮助年轻团队把试验问题写清楚。
“首席”仍让张建国不舒服。
他在研究所干了三十年，知道一个头衔在外面会长出多少未经许可的含义。媒体会把顾问写成总师，把方法审查写成技术转让，再把星辰尚未搭起的水路试验台写成某种秘密发动机。到那时，他说自己只看了几张公开方案，未必有人愿意听。
张建国用蓝黑墨水在聘书上改了三处：“首席”删掉，“总体技术指导”改成“公开方法与试验流程顾问”，“代表星辰开展对外技术交流”整句划除。合同期限从三年改成六个月，每次工作内容单独登记。
修改后的文件在他书桌上放了两个星期。
张师母问过两次，他都说还没想好。她是中学物理老师，刚办完退休手续，原本计划秋天去女儿家住一个月。张建国嘴上说终于能清静，晚上却总把研究所的材料带回家，吃完饭在台灯下看。茶凉了，他也不知道添水。
“你不是没想好。”张师母把洗好的苹果放在桌边，“你是怕别人说你给学生的私人公司站台。”
“这不是怕不怕。”
“那是什么？”
“边界。”
“边界写清楚以后呢？”
张建国没回答。他拿起苹果咬了一口，发现张师母已经切掉碰伤的地方。窗外院里有人修自行车，扳手碰在地上，一声一声响。
研究所内部对民营公司参与航天相关预研仍很谨慎。张建国没有私下答应马飞，而是把邀请、合同和星辰的公开说明一并交给组织与保密部门。他主动列出回避清单：不讨论在研型号，不携带内部图纸、数据、样件与供应商信息；不使用研究所工时和设备；遇到与本职项目可能交叉的问题立即停止；对外不得使用研究所名义背书。
负责审查的人问：“既然限制这么多，你去能做什么？”
“看他们会不会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编答案。”
“这也值得顾问费？”
“比给错答案值钱。”
审查没有立刻通过。一个月里，文件在几个部门之间往返。有人建议他退休后再说，有人认为只要内容公开就可作为业余技术交流，也有人担心星辰借他的身份宣传。张建国每周照常上班，没有催马飞找关系，也没有让星辰先以“非正式交流”开始。
马飞等得焦躁。他在未来记忆里知道时间窗口正在收紧，知道二〇〇二年前后世界另一端会出现怎样的商业航天行动。他几次拿起电话，想告诉张建国再拖半年会失去什么，最终都放下。
过去的知识不能替今天的流程，紧迫也不能替老师作选择。
批准下来时已是九月。文件只同意六个月业余咨询试点，限定公开方法、试验安全和评审流程，不涉及具体型号设计。所有会议留纪要，星辰按实际工时支付顾问费，张建国需向原单位申报所得。任何一方都可立即终止。
张建国把批件复印件装进牛皮纸袋，周六第一次来到星辰。
前台准备了一块临时胸牌，写着“首席技术顾问 张建国”。他站在门口不肯戴。小郭赶紧重新打印，改成“外部方法顾问”，张建国才把别针扣在外套口袋上。
马飞下楼接他，目光先落在老师手里的旧帆布包上。那是张建国过去带图纸的包，边角磨得发白。
“里面没有你想的东西。”张建国说。
他当众打开包。里面只有批准文件、星辰寄去的试验台概念方案、两本公开出版的测量手册、一只装午饭的铝饭盒，还有一副老花镜。没有研究所笔记，没有型号图纸，也没有任何样件。
马飞说：“我没想让您带。”
“你眼睛先看包，不是先看我。”
马飞无法反驳。
第一次评审安排在先进工程资料室。桌上摆着非燃烧试验台草图：水箱、气源、阀门、压力传感器、流量测量和数据采集。年轻成员讲了二十分钟，试图证明装置以后能逐步扩展到推进系统验证。
张建国只问：“这一次要测什么？”
“阀门响应、管路瞬态和采集同步。”
“三个里哪个是主问题？”
“都重要。”
“都重要就是没排优先级。阀门响应要什么精度？管路里用什么介质？若采集钟差十毫秒，哪个结论还成立？”
方案汇报者翻了半天，没有找到明确数值。
张建国合上手册：“先回去写测量目标。设备不是答案，试验台更不是缩小的火箭。你们若连为什么拧开一个阀门都说不清，拧得再响也只是花钱听声。”
马飞久违地感到像回到第三研究室。区别是这次没有单位级别保护他，顾问也不是来替创始人撑场面。
中午，公司给张建国订了盒饭。他没吃，把铝饭盒打开，里面是米饭、炒芹菜和两块酱牛肉。张师母特意多装了一份，让他分给马飞。
两人坐在资料室窗边吃。张建国问苏雨桐怎么没来，马飞说她在大学开评估会，智能系统研究由她独立负责。
“你们还住那个窗户漏风的房子？”
“续租了，房东刚修。”
“钱都拿去做试验了？”
“不是。只是还没决定在哪里买房。”
张建国夹了一筷子芹菜：“做公司不等于全家都要住在你的路线图里。”
这话不像技术评审，马飞却听得更慢。
饭后，张建国提出去看事故问题册。他没有直接翻，先查阅授权登记。问题册里关于二〇二六事故的部分全部被写成没有未来型号信息的假设：轴承状态与热环境是否相互放大，分离判据是否依赖不同时间源，热防护缺陷如何跨阶段累积。每项都有“已知、推测、缺证、停止条件”。
张建国看了一个下午，在“十七毫秒时序差可能改变判据”旁写下一行：先证明现有采集系统确有可重复的时差，再讨论它是否重要。
他没有夸马飞终于回到航天，只在顾问工作单上记了四小时，减去午饭半小时。许姐按合同给他结算，他又要求补一张税务和原单位申报所需的凭证。
离开时，陈维明请他在公司门牌旁拍张照片，承诺不对外发布，只留档。张建国拒绝站在“北京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中间，最后在资料室门口和所有参与评审的人合影。照片里没有火箭模型，桌上是一张被红笔改得几乎看不清的测量目标表。
回家路上，他去菜市场买了条鱼。摊主认得他，问今天怎么有空。张建国说做了半天顾问，摊主立刻问是不是给大公司当领导了。
“不是领导。”他说，“去挑毛病。”
“挑毛病还能给钱？”
“挑得有证据才给。”
张师母见他拎鱼回来，知道他已经作了决定。她没问星辰将来能不能造火箭，只拿出日历，把每月两个周六圈起来，又把去女儿家的车票日期写在旁边。
“这两个周六以外，你别答应。”她说，“十月二十号我们要走。”
张建国想说项目节点未必等人，话到嘴边又咽下。他给马飞打电话，说明十月有一次评审需要顺延。
“家里有安排。”他说。
马飞停了停：“按您的时间来。方案先书面送审。”
张建国挂电话后，把马飞当年离所时借走的那本笔记登记进个人物品清单。笔记仍可继续借用，但从这一天起，每次引用都要注明仅限通用试验方法，不能被写成研究所技术来源。
第一笔顾问费到账后，他没有拿去买新的技术书。张师母把钱分成三份：一份补去女儿家的车费，一份给家里换掉漏水的厨房龙头，剩下的存进两人共同的医药备用金。张建国起初觉得顾问费应该继续用于专业学习，张师母反问：“你用周六去工作，难道周六不是我们家的？”
他想了半天，在自己的工时记录旁新增一栏“家庭占用时间”，没有交给星辰，只留在日历上。此后临时评审如果挤进已经圈出的日子，他先与家里商量，而不是默认工作拥有优先权。
去女儿家那周，他真的没有远程参加评审。马飞把问题汇成书面材料寄去，张建国在火车上只看公开手册，不拆星辰的文件。等他按约定回来，年轻团队已自行把三处测量目标改清楚。张建国发现自己不在场时项目也能前进，反而在顾问记录里写下“组织未依赖个人现场判断”。
他选择参与，不是把半生积累从一个机构搬进另一家公司，也不是替学生的梦想盖章。
他选择的是一种更麻烦的关系：保留原单位的边界，保留自己的晚年生活，也保留在证据不足时对马飞说“不”的权力。
而马飞真正得到的第一份顾问成果，不是一组参数。
是一张被退回重写的测量目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