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号，济南。
天刚擦亮，这座城市就醒了。不是慢慢醒的，是“嗡”地一下，像谁按了个开关，整座城从东到西同时动了起来。
从老城区往外走，一条条新修的马路像棋盘上的线，横平竖直地铺开去。路两边全是工地，钢筋水泥的骨架一个接一个地立着，有的已经封了顶，有的还只有几层，铁管搭的脚手架上挂着绿色的防尘网，风一吹，呼啦啦地响。塔吊转来转去，像个不知疲倦的铁胳膊，把一捆捆钢筋和水泥板送到半空中去。
到处都在盖房子。
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砖瓦房，是真正的大楼。五六层的，七八层的，框架结构的，水泥浇灌的。工人们戴着柳条帽，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嗓子喊得震天响。搅拌机轰隆隆地转着，把沙子、石子和水泥搅成一锅灰色的浆糊。小推车来来往往，轮子压在碎石路上，咯吱咯吱响个不停。
李宗仁和阎锡山起了个大早。
两个人都没穿军装，换上便服，打扮得跟两个出来遛弯的老头儿差不多。李宗仁穿了件灰布长衫，手里拄着一根黑漆拐杖——那拐杖是冯诺昨晚让牛大力送过去的，说是枣木的，结实。阎锡山更随意，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呢子礼帽，背着手，左顾右盼。
要不是身后跟着几个面容刚毅、明显不是善茬的便衣护卫，这俩人跟济南城里随处可见的闲逛老者也没什么两样。
“德邻兄，你看多热闹啊。”阎锡山望着街面，感叹了一声。
确实热闹。
这条马路刚铺好不久，水泥路面平得像镜子。路中间画着崭新的白线，把来往车辆分成两股。四个轮子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有些装满了钢筋，有些装着粮食，车斗颠一颠，扬起一阵淡黄色的尘土。骑自行车的人更多，一辆一辆地，铃铛声此起彼伏，清脆得像在路面上撒了一把碎玻璃。
“确实。”李宗仁点头，目光追着几个骑车的年轻学生，“一个一个的，都是匆匆忙忙的。遍地都是自行车。”
“我在山西可没见过这么多自行车。”阎锡山说。
“我在广西也没见过。”李宗仁笑了一下。
两位地方大员此刻的心情，都有些复杂。
正走着，前面路口亮了红灯。
对，红灯。
济南的新城区，居然已经开始装红绿灯了。十字路口的四个角上，各立着一根铁柱，上面挂着圆形的灯箱，红色的灯罩在晨光里亮得扎眼。车辆行人都停下来等着，卡车熄了火，自行车单脚撑地，有几个赶路的不住看表。
“这玩意好。”阎锡山说，“太原也该装几个。这样能减少事故不说，还显着有规矩。”
李宗仁没说话，只是盯着那红灯看了一会儿。他想起南宁的街口，别说红绿灯了，连个像样的路牌都少见。
绿灯亮了，车流重新涌动起来。
两人也继续往前走。
路边的人行道也很宽，地砖铺得整整齐齐，隔几步就有一根路灯杆。路沿石下是一条条排水沟，沟上盖着铸铁的井盖，一个接一个，像士兵的纽扣，排得笔直。
“德邻兄，你注意到没有。”阎锡山忽然说，“这条路的地下，怕也是下了大功夫的。”
李宗仁低下头看了看。那些井盖锃亮发黑，每块上面都铸着“济南市政”四个字，间隔均匀，一看就是统一规格。
“地下管网。”李宗仁说，“这冯诺，连地底下都想到了。”
“不简单。”阎锡山又推了推眼镜，像是想把那些井盖看得更清楚些，“修路容易，铺管子难。这个理儿，搞过建设的人都懂。”
正说着，前面忽然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
“他妈的！谁呀！天天偷井盖！活腻歪了吧！”
两人循声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粗布棉袄的扫地大爷，站在一个敞着口的井洞旁边，气得直跺脚。他手里攥着把大扫帚，胡子气得一翘一翘的。
“让老子看到你们，一个扫把给你们扫到茅坑里！他妈的！”
那大爷越骂越起劲，扫帚往地上一顿，扬起一团灰。
李宗仁和阎锡山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时，一辆白色吉普车从路口转过来，开得飞快。到了近前，车还没停稳，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年轻人就跳了下来。
“爹！爹！注意形象！”
那年轻警察跑过来，压低声音，一边说一边冲路边几个捂嘴偷笑的行人尴尬地点了点头。
“放屁！”老大爷一看儿子来了，更来劲了，“这个井盖三天丢一回！三天！你们是怎么当差的？拿着老百姓的税钱，连块铁疙瘩都看不住！”
“爹，你别嚷嚷了……”小警察急得直挠头，“我们这不是在查吗？已经有线索了。”
“线索？什么线索！等你查出来，人早就掉井里摔死了！你爹我天天扫这条街，这井口敞着，跟个老虎嘴似的，我不盯着，谁盯着？”
大爷越说越气，转身把扫帚横过来，架在井口上当警示。那警察儿子赶紧上前，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缠在扫帚上，又把自己的警帽摘下来扣在上头，好歹做了个标记。
李宗仁和阎锡山看着这一幕，不约而同地笑了。
“这山东的治安，也不是铁板一块嘛。”阎锡山低声说。
“丢个井盖算什么。”李宗仁摇摇头，“你去南宁，别说井盖了，连门板都有人偷。穷，什么都没见过。”
阎锡山没再接话。
两人继续往前走。
过了这条街，前面是一片新盖的居民区。说是居民区，其实也才建好不久，房子都是三层的灰砖小楼，整整齐齐地排着，窗台上晾着些白菜、辣椒，还有几家的窗台上摆着小花盆，红红绿绿的，挺好看。
街上行人更多了。
有穿着工装、胳膊夹着安全帽的工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往厂区走。有背着书包的学生，蹦蹦跳跳的，嘴里还念着乘法口诀。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插满了山楂串，红艳艳的像一串串小灯笼。
“快过来！再往马路上跑，撞死你个不长心的！”
一个年轻妇女从路边冲出来，一把拽住一个跑得正欢的小男孩。那孩子还不乐意，扭着身子想挣脱。妇女照着他后脑勺轻轻拍了一巴掌，把他往路边扯。
“你看看车！这大卡车是你一个孩子能挡得住的？”那妇女又气又急，蹲下来，把儿子鞋上松了的鞋带重新系好。
孩子撇着嘴，不敢吭声。
车来车往，那妇女抬起头，左右看了看，然后拽着孩子匆匆过了马路。
李宗仁的目光在那对母子身上停了几秒。
“这地方的人，脸上没什么怕气。”他忽然说。
阎锡山点头：“能看得出来。慌归慌，忙归忙，但没有那种刀架脖子的感觉。这个就不容易。小冯搞经济是把好手，搞民心，也有一套。”
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得就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界。
一座大学。
门脸修得极为气派。
校门是石结构，很宽，能并排进两辆大车。门楣上刻着几个烫金大字：山东理工大学。旁边还挂着一块竖牌，上面写着：中德美合作办学。
再看校园里头，一幢幢红砖楼宇错落有致，绿树成荫。有个大操场，几个学生正围着一辆拆开的汽车在鼓捣。远远地，还能听见金属敲击的声音，有节奏，有韵律，像某种工业交响乐。
“中德美合作办学？”阎锡山念了一遍，推了推眼镜，“这学校名号倒是不小。三个国家的教授都有？”
“据说是。”李宗仁说，“德国的教机械和电气，美国的教化工和冶金，中国的教基础课和管理。师夷长技，还知道不能全盘照搬，好。”
两人正感叹着，校门口走出来一个年轻人。
看着二十出头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沾着油墨和尘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怀里抱着的那一大摞图纸，厚厚一叠，都快把他的下巴顶住了。更让人注意的是他脸上的伤——嘴角有一块青紫，眉骨上贴着一小片纱布，隐隐渗着点血。
李宗仁上前一步，把他拦住了。
“同学，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那年轻人正低头走路，冷不丁被人拦下，抬头看了看李宗仁，又看了看阎锡山，大约觉得这俩老爷子不像坏人，便停住脚步。
“先生你好。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年轻人把怀里的图纸往上托了托，“我是隔壁的，山东工业大学的。”
“来交流的吗？”阎锡山问。
“来吵架的！”
那年轻人回答得理直气壮，嗓门还挺大。
李宗仁愣了一下，阎锡山也愣了。
“那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阎锡山又问，指了指他的眉骨。
“吵急眼了，不就动手了吗。”年轻人明显有点不服气，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扬了扬下巴，好像打架是一件挺光荣的事。
李宗仁和阎锡山对了个眼神。
读书人，吵个架能打起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这脸上挂了彩还满不在乎，倒也能看出些脾气。这山东的年轻人，火气不小啊。
“那你是学什么的？”李宗仁问。
“我？我是学特高压输电的。”年轻人报出专业名头的时候，腰杆直了几分，刚才那副混不吝的样子也收了些。那语气里，有自豪，也有几分郑重。
特高压输电？
这名词，阎锡山感觉自己听了个半懂。李宗仁也不太明白，但他没有深问，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两位先生，我还有事，有机会再聊！”那年轻人急着要走，朝两人微微鞠了个躬，抱着图纸一溜小跑地走了。
两人站在原地，目送那年轻人的背影越走越远。
“吵架？吵架干什么？”阎锡山琢磨了一会儿，还是没想明白。学术上的事，他懂得不多。
“不知道。”李宗仁摇头，目光从校门移向远处那座高高耸立的水塔，“但是这个大学修的，真是气派啊。”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
“比我的广西大学气派多了。”
阎锡山看了他一眼，没笑，反而轻轻叹了口气。
“地方穷，办什么都是空的。山西也不是不想办，可银钱就那么多，花在兵上就顾不上学，花在学上就顾不上兵。说到底，还是得先有钱。”
李宗仁笑了笑：“有钱还得有人。小冯这两样都占了，才是最难缠的。”
阎锡山不再说话，背起手，继续往前走。
身后的护卫们无声地跟着，始终保持着七八步的距离。
街面上的自行车还是那么多，铃铛声不断。偶尔有几辆卡车驶过，车斗里的工人们有说有笑。远处又传来汽笛声，悠长而嘹亮，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把这座还在长大的城市从早晨的薄雾里彻底拽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