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春節剛過。
上海的天還是灰蒙蒙的，春寒料峭，風從山上灌下來，帶著冬天沒走干淨的寒氣。陽光透過雲層照下來，白慘慘的，沒有溫度。
佘山的冬天還沒走，院子里的桂花樹光禿禿的，枝丫在風里晃，像老人瘦骨嶙峋的手，如同老人指甲的樹葉都已掉光了，只剩光溜溜的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顯得格外孤獨。
崔紅梅站在窗前，看著劉阿姨在院子里掃落葉。
掃帚在地上刷、刷、刷，節奏很慢，像一首單調的歌。
落葉其實不多，冬天沒什麼葉子可掉，但劉阿姨掃得很仔細，每一片枯葉都掃進簸箕里，連角落里的灰塵都不放過。她彎腰，掃帚伸進牆角的縫隙，把藏在那里的碎葉撥出來。
李秀蘭從樓上下來，穿著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頭發吹過，噴了發膠，定得一絲不苟，每一縷頭發都在它應該在的位置。她今天要出門見幾個太太，化了淡妝，嘴唇上涂了豆沙色的口紅，不濃不淡。
“紅梅，今天跟我去趟市里。我要買幾件春裝。換季了，去年的款式不能用了。”
這幾天，李秀蘭對她態度很好，似乎婆媳關系難得的融洽了。
“好。”
崔紅梅換好衣服，李秀蘭上次在恆隆給她買的那件米白色羊絨衫，還有那條黑色闊腿褲。
她站在鏡子前看了看，扎起頭發，露出脖子。鏡子里的臉已經不是半年前那個方臉塌鼻子的鄉下姑娘了，最明顯的變化，應該是眼神變了。以前看人的時候，眼楮往下看，現在平視了。不是刻意平的，是自然而然的，像一棵樹長直了，不需要用力就能站直。
李秀蘭帶她去了國金中心。
又一家高端商場，比恆隆更新，更亮。大堂的天花板有三層樓高，吊燈從上面垂下來，像一串串水晶葡萄，每一顆都折射著光，在地上投下細碎的光斑。地板是白色大理石的，擦得能照出人影，走上去鞋跟會發出清脆的嗒嗒聲，在空曠的大廳里回蕩。
空氣里飄著咖啡的苦味和某種花的甜味，混在一起，說不清是什麼花，但很好聞，像是蘭花混著茉莉。
李秀蘭進了一家店，導購認識她，迎上來喊“李姐”。李秀蘭挑了幾件衣服，在鏡子前試了試，轉了兩圈，看了看背後的剪裁，側過身看腰線，然後讓服務員包起來。
崔紅梅站在一旁，手里拎著李秀蘭的包。包是黑色的，小羊皮，沒有logo，但很重，里面裝了一個大錢包、一副眼鏡、一包紙巾、一支護手霜和一個小化妝包，拉鏈拉得很緊。
“紅梅，你也挑一件。”李秀蘭站在鏡子前，側過身看自己的腰線，手叉在腰上。
“我不缺衣服。”
“上次買的都是秋冬的。春天要穿薄的了。”李秀蘭對導購說，“幫她挑一件風衣，淺色的。米色或者卡其色，不要太深。”
導購拿了一件米色的風衣過來，讓崔紅梅試。風衣的布料是棉麻混紡的，摸上去挺括但不硬，有質感，手指按下去會慢慢彈回來。崔紅梅脫掉羊絨衫，穿上風衣，站在鏡子前。
導購幫她整了整領子，把腰帶系好，調整了一下位置，把領口翻好。風衣剛好到膝蓋，腰帶系上，顯出腰身。
她本就清瘦，腰很細，風衣一收，整個人看起來挺拔了不少。
李秀蘭看了一眼，目光從上到下掃了一遍，在她腰的位置停了一下。“還行。包起來。”
回去的車上，李秀蘭靠在座椅上，閉著眼楮。車窗外的佘山樹影掠過，陽光從樹縫里漏進來，在她的臉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像斑馬線，一道亮一道暗。
“紅梅，你最近跟浩宇怎麼樣？”
“還行。”
“還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正常關系，沒啥事。”崔紅梅心中淒苦，但嘴上不說。
李秀蘭睜開眼，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帶著審視，也帶著一點別的東西，像是過來人的經驗，又像是某種試探。
“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太悶了。有話不說，有氣不撒，時間長了，憋出病來。”
崔紅梅沒接話，眼里忍不住有點濕澀。
她把目光轉向窗外，看著路邊的竹林。竹子在風里搖，竹葉嘩啦啦響，有的葉子被風吹落，在半空中轉了幾圈，落在路面上。
“男人嘛，你越管他，他越跑。你不管他，他自己就回來了。”李秀蘭又閉上眼，聲音低了下去，像在回憶什麼，又像在自言自語。“你公公年輕的時候也有過女人。那時候浩宇才五歲。”
崔紅梅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了一下。一下，然後停住。
“那個女人是他公司的會計，二十出頭，長得一般，但會來事。有人告訴我的時候，我沒吵，沒鬧。我花了三個月，把那女人的底細查清楚了，老家哪的、家里幾口人、以前交過幾個男朋友。然後我找那女人談了一次，給了她兩萬塊錢，讓她走。她走了。你公公知道以後，半年沒跟我說話。但後來呢？後來他再也沒敢。”
李秀蘭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像在說別人的事，聲音沒有起伏。但她的手在膝蓋上攥了一下，指甲掐進了褲子的布料里。
崔紅梅轉過頭，看著李秀蘭的側臉。
陽光落在她的顴骨上，皮膚有細微的皺紋，像一道一道干涸的河床的。她的嘴角微微往下垂，不是悲傷，是習慣了。
“媽，您當時不怕嗎？”
“怕什麼？”
“怕他不回來。”
李秀蘭沉默了幾秒。車窗外，佘山的樹一棵一棵往後退，從窗前滑過去，像電影的膠片一格一格地走。她睜開眼，看著前方，目光穿過擋風玻璃，落在遠處的山脊線上。
“怕。但怕沒用。”她的聲音低下來，低到幾乎被發動機的聲音蓋住。“你得有底牌。手里沒牌，你連上桌的資格都沒有。”
崔紅梅沒再問了。她把這句話在心里念了三遍。每念一遍，都在不同的字上停頓，底牌。沒牌。上桌。資格。
回到佘山，崔紅梅先上樓換了衣服。她把新買的風衣掛進衣櫃，拉好拉鏈，把衣架擺正，風衣的肩線對著櫃門的方向。然後坐到桌前，拿出筆記本，翻到新的一頁，借著窗外的光寫下︰
“李秀蘭年輕時，張父有過女人。公司會計。她查了底細，給了那個女人兩萬塊錢，讓對方走。她說‘你得有底牌。手里沒牌，你連上桌的資格都沒有’。”
她把筆記本合上，放回枕頭下面。
晚上，張浩宇難得早回來。九點多就進了門，喝了不少酒，滿臉通紅，身上有香水味。
他跟李秀蘭說了幾句話，聲音不大，听不清內容，但語氣是平的，然後上樓洗澡。
崔紅梅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手里拿著一本雜志在翻。其實沒在看，眼楮盯著書頁，但一個字都沒讀進去，那些字在她眼前飄著，像沒有意義符號。她在听樓上的動靜。
水聲停了。張浩宇搖搖晃晃從浴室出來，拖鞋聲啪嗒啪嗒，從走廊這頭走到那頭，經過崔紅梅的房間門口時，停了一下，然後繼續往前走。然後吹風機響了，嗡嗡嗡，響了五分鐘，聲音從高到低，從開到關。然後關了。然後門關上了。
崔紅梅放下雜志，上樓。
經過張浩宇的房間，門關著。里面沒有聲音。走廊里的聲控燈亮著，白光照在緊閉的門上。
她沒停，回了自己的房間。
坐到床邊，等。
床頭櫃上的電子鐘顯示十一點十二分。她盯著那串數字，看它從11:12跳到11:13，從11:13跳到11:14。
等到走廊里的燈滅了，等到樓上樓下都安靜了。
十一點半，她從房間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