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启站在船坞边，手里握着一块半寸厚的熟铁板，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用手指甲在铁板表面用力刮了一下，刮下一层暗红色的铁锈粉末。
他把铁板丢回案上，拍了拍手上的锈粉，转向宋应星和墨尘，眉头皱得紧：
“宋先生，墨先生，你们这铁甲的设计是好，但有一个问题我没法绕过去，海上不比内陆，盐雾重、潮气大，铁板在岸上放一个月就生锈，放到海水里，不用半年就锈透了。到时候船还没打仗，铁甲先自己烂穿了。这问题不解决，铁甲船就是个空话。”
宋应星站在案边，低头看着那块铁板上的锈迹，没有急着回答。
他伸手拿起铁板翻了翻，又凑近看了看断口处的锈蚀深度，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林先生说得对，铁板直接接触海水，确实撑不了太久。不过这个问题，我和墨言在太原时已经想过。”
他走到自己的木箱旁，翻出一卷泛黄的纸，展开铺在案上。
那是一幅多层结构的截面图，从里到外分了好几层，最内层是船体木板，中间是铁板，外层又覆了一层薄薄的东西，旁边用小字标注着铜皮和锡镀层。
林启蹲下身，仔细看着那幅截面图，捋着胡须思索了半晌，缓缓道：“铜皮包铁板？倒是个办法。但铜皮价格不菲，一艘船的铁甲面积少说上千平方米，全铺上铜皮，那得用掉多少铜？”
宋应星点了点头：“所以才说花费有点多。以一艘标准盖伦船来算，铁甲用熟铁约八万斤，铜皮约两万斤。按市价折银，单铜皮一项，每艘船就要多花三千两白银。若算上工匠费用和油灰麻丝等辅料，大约在四千两上下。”
林启感叹一声：“侯爷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崇祯十四年正月，泉州港外的海面上。
北风渐弱，海面上的浪头比腊月小了许多，寒意浸透船板。
郑芝龙的新令旗已经在澎湖以南的各条航路上亮了一个多月，凡是从登州方向南下、挂着太原旗帜的商船，一律被拦截盘查。轻则扣押货物，重则连船带人一同押往福建沿岸的据点。
这支“影子舰队”在郑芝龙的调度下活动得越来越频繁。
郑芝豹率快船在台湾海峡北端巡逻，陈永泰领炮舰驻守澎湖西南水道，另有十余艘小型哨船分布在从浙江到福建的沿海各处港湾，每日轮流出海侦察，如同一张越收越紧的网，罩住了登州港通往南洋的几乎全部出口。
正月初十，登州商号永昌号的一艘满载丝绸和瓷器的商船，在台湾海峡北端被郑家快船截住。
船上的商队护卫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两名护卫战死，其余人被押送漳州港。船只被扣押，货物全数充公。
消息传回登州时，已是五天后。
正月十八，又一艘从登州出发、本拟驶往琉球的货船，在浙江外海遭遇郑家巡逻船。
那艘货船挂的是太原旗帜，船主试图转向逃回近海，但郑家快船熟悉当地航道，抄近路切断了货船的退路。货物被扣，船员被放回，船主只带回一句话：
“郑大帅说了，南边的海归他管。侯爷的船，最好不要南下。”
正月二十五，第三艘商船在福州外海被拦截。
这一次不同。船上满载的是从日本换来的白银和硫磺，价值数万两。
郑家的人没有扣押货物，而是直接在海上将船只凿沉，船员被救起后丢在福州港外的一个小岛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三天后几名幸存船员被过往渔船救起，辗转回到登州时，已是二月初。
二月，太原总兵府。
王景安坐在书房中，面前摊着三份不同的损失报告，每一份都来自登州李信的快马传书。
宋献策站在案前，低声禀报：
“一月份至今，登州港往南发出的商船共十二艘，被拦截的七艘，完好返回的只有两艘，另有四艘没有消息，恐怕也凶多吉少。直接损失货物折银约四万余两，另有两艘船被扣，连同船上水手的抚恤和赔偿约一两万。合计六万两上下。”
他停了下，补充几句：“如果算上后续订单无法按时交货、西洋商人开始陆续撤单造成的间接损失，可能会更多。”
王景安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叩着扶手，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西洋商人撤单的有几家？”
“葡萄牙人的两个商号已经暂停了下订，西班牙人的那条路子也收紧了。只有威尼斯的索菲亚·莫罗西尼女士托人带了口信，说她暂时不下单，但也不撤单，等您这边情况明朗再谈。美第奇那边？”
宋献策微微抬眼看了看王景安：“卡洛琳小姐没有表态，但也没有下单。”
王景安冷笑一声：“都是些墙头草而已，我说过，道德只能约束自己，武力才能约束别人。”
看到他久久不说话，宋献策问：“侯爷在想什么？”
“我在想，郑芝龙是海上霸主，他的利益在海上。商船过了台湾海峡往南，他在海上截船、收保护费，这些都是他的本行。但他在陆地上也有那么多利益？”
他转过身来：“郑芝龙封海堵我，断的是我的商路。可他这么卖力，图的是什么？海上的保护费，大头从来都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交。我的商船被截、货物被扣，他的收获也不过是几万两银子的货，还要分给手下去养船养兵。为了这点银子，值得他把全部海上兵力都撒出来封海？他消耗的粮草和弹药都不止这些。”
宋献策微微一怔，随即点头：“侯爷的意思是，郑芝龙这么做，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王景安正要开口，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是亲兵的通报：“侯爷，暗查司王枭求见，说有重要情报。”
“让他进来。”
书房的门被推开，王枭大步跨进门槛，风尘仆仆，脸上带着赶路后的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