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峰供認不諱的消息傳到縣委大院的時候，已經是當天下午了。
程建華親自帶著案卷材料去了張濤的辦公室。
兩人關起門來談了將近一個小時。
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什麼，但程建華出來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比進去時松弛了許多，那種松弛不是輕松，而是一種重擔卸下後的疲憊。
他手里那個牛皮紙檔案袋已經空了，里面的材料全部攤在張濤的辦公桌上，從宋安寧的供詞到何天峰的交代，從目擊證人的筆錄到歌舞廳老板的證言，從通話記錄到開房登記，整整一摞，厚得像一部小說。
張濤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把那些材料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
窗外的天已經暗下來了，秘書進來開了燈，他擺了擺手讓秘書出去，繼續看。
看到何天峰那段供詞的時候他的目光停了好一會兒。
何天峰寫的那句“我對不起組織，對不起我父親”，字跡潦草，有幾處被水漬洇開了，不知道是汗還是淚。
張濤把材料合上，靠在椅背上閉上眼楮沉思。
何天峰這個人他是有印象的。
大學本科畢業，在計委干了幾年，業務能力在海陽縣年輕干部中是拔尖的。
去年常委會上王景軒論述開發區方案的時候，何天峰坐在台下提了幾個很專業的問題，張濤當時還在心里暗暗點頭，覺得這個年輕人不錯，假以時日能挑大梁。
可惜了。
一根好苗子，毀在了自己手里。
---
一周後的海陽縣委，常委會召開了了。
會議的氣氛從一開始就凝重得像結了冰。
十三名常委只到了十一位，宋正陽和何不群缺席了。
宋正陽和何不群從上周開始就沒再公開露面過。
張濤坐在主位上，面前擺著那摞厚厚的案卷材料。
張濤沒有廢話，開門見山地通報了案情。
從十二月十五日晚間王景軒在縣招待所遭遇仙人跳設局，到公安局連夜偵查抓獲宋安寧，到何天峰在歌舞廳被當場控制，到兩名犯罪嫌疑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一條一條說得清清楚楚。
他說話的時候會議室里安靜得能听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沒有人喝水，沒有人翻筆記本，所有常委都坐得筆直，臉上的表情從震驚到憤怒，從憤怒到沉重。
“本案的兩名主犯，宋安寧是宋正陽同志的兒子，何天峰是何不群同志的兒子。”
張濤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錘子砸在石板上，“一個縣長之子，一個政協主席之子，聯起手來設局陷害一個為海陽縣的基層干部，也是海陽縣的功臣。這件事的性質極其惡劣，影響極其敗壞。市委倪書記已經明確指示，不管涉及到誰，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會議室里響起低低的議論聲，但很快又安靜下來。
張濤繼續說︰“宋正陽同志作為縣長，作為父親，對子女失管失教，縱容親屬利用其職權影響力在海陽縣境內從事違法違紀活動。何不群同志作為政協主席，同樣存在對子女管教不嚴的問題。”
他翻開面前的一份文件，是市委組織部今天一早傳真過來的批復。
“經市委研究決定，免去宋正陽同志海陽縣委副書記、縣長職務，調離海陽縣，另行安排工作。免去何不群同志海陽縣政協主席職務，按有關規定辦理內退手續。”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位常委，“宋安寧、何天峰的行為已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任何人不許說情，不許干預，不許打招呼。”
散會的時候已經快中午了。
常委們魚貫而出，平日里散會後那種三三兩兩聊天的熱鬧場面今天完全消失了，每個人都低著頭匆匆走過，走廊里只有腳步聲，沒有說笑聲。
張濤一個人坐在會議室里，把面前的材料整理好放進了檔案袋里。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十二月的冷風灌進來吹在臉上，涼絲絲的。
他想起幾年前的冬天王景軒站在金島那片荒灘上跟他說的那句話，“張縣長，我不會做第二個李福貴。當官不發財，發財不當官。”
這些年過去了，那個年輕人確實沒有食言。
可偏偏有人想用最下作的手段毀了他。
張濤把窗戶關上，拿起檔案袋，大步走出了會議室。
宋正陽一家搬出海陽的那天，天氣陰沉沉的，雲層壓得很低，像是要下雪。
一輛半舊的卡車停在縣政府家屬院樓下，幾個工人正往車上搬家具。
東西不多，一張床，一個衣櫃，幾個紙箱子，還有一些鍋碗瓢盆。
宋正陽站在樓下，穿著一件深灰色的舊棉襖，頭上戴著一頂壓得很低的帽子，遮住了大半張臉。
他比調來海陽時瘦了許多，顴骨高高突起，眼窩深陷，整個人像是被什麼東西從內部掏空了。
宋安寧被帶走以後他再去公安局要求見兒子一面，程建華按照規定拒絕了，說案件正在偵查期間，家屬不得探視。
他站在公安局門口站了很久，最後是自己一個人走回去的。
他想起剛調來海陽的那天，站在縣委大院里看著那幾排灰撲撲的平房，心里想的是在這個位置上干幾年，有了政績再往上走一步。
可現在他連這個位置都沒有了。
不遠處何不群的搬家卡車也在裝東西。
何不群在政協家屬院住的小院子，原本收拾得干淨利落，牆角種著幾叢月季，現在月季枯了，院子里堆滿了打包好的紙箱。
何不群站在院門口，拄著一根拐杖，沉默地看著兩個女兒帶著家人在收拾東西。
他本來腰椎不太好，之前是不拄拐杖的，但最近幾天不知怎麼老毛病忽然加重了，走路必須扶著東西才穩當。
他的頭發在短短十幾天里白了將近一半，臉上的皺紋更深了，背也佝僂了許多。
他看著工人們把那些家具一件一件搬上車，腦子里想的是幾十年前的自己。
那時候他還是公社里的年輕干事，剛結婚，剛有了兒子，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在鄉下跑，渾身都是使不完的勁。
他對何天峰的期望從他還沒出生就開始了，他把自己這輩子沒實現的抱負全都壓在了兒子身上，希望他出人頭地，希望他自己出息。
現在兒子“出息”了，成了全市的名人，以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