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棚城回來以後的日子，像一杯沉澱了泥沙的水，重新恢復了清澈和平靜。
王景軒每天的生活軌跡簡單而固定。
早上七點起床，在小區門口的早點攤買兩根油條、一碗豆漿，吃完以後騎著摩托車去文遠樓。
上午的時間他全部用來寫那篇論文，前前後後磨了將近一個月，初稿終于有了個大概模樣。
下午處理校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翻檔案、編年鑒、接待偶爾來訪的校友和學者。
晚上回到家繼續啃黃教授給他的那幾本書，偶爾王景芳和甦春妮過來蹭飯，他就多做兩個菜。
四月中旬，王景軒給家里打了個電話。
母親張桂芳在電話里絮絮叨叨說了半天，說建國回來的時候瘦得不成樣子，大伯母抱著兒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殺了一只老母雞炖湯給他補身子。
又說那個叫童仁的工友在廠里干得挺好，人雖然胖但手腳麻利，搬貨裝車比誰都快，工友們都喜歡他，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胖銅人”。
“你大伯說等你暑假回來一定要來家里吃飯，他親自下廚。”
王景軒握著話筒笑了笑，說暑假一定回去。
五月一到，魔都的天氣就熱了起來。
校園里的梧桐樹已經枝繁葉茂，遮天蔽日的綠蔭把整條梧桐大道籠在一片清涼里。
文遠樓前的銀杏樹也長滿了嫩綠的葉子，風一吹嘩啦啦地響。
五月四日，青年節，學校放了半天假。
王景軒沒有休息，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把論文從頭到尾又修改了一遍。
這篇文章他寫了將近一個月，從理論框架到案例分析，從政策建議到實踐反思，每一個章節都反復打磨。
金島四年多的實踐經驗，修橋、建開發區、招商引資、處理干群矛盾、推動基層黨組織建設，全都被他用政治學的語言重新提煉了一遍，一條一條對得嚴絲合縫。
黃教授推薦的書里的核心觀點，也都恰到好處地融進了論述里，既不生搬硬套也不喧賓奪主。
改完最後一個字，他把厚厚一沓稿紙摞整齊，裝進一個牛皮紙檔案袋里，騎上摩托車去了黃教授家。
五月的枇杷樹已經結滿了青色的果子，一串一串藏在肥大的葉子中間，再過個把月就該黃了。
黃教授還是坐在那張藤椅上，面前的茶幾上攤著幾本學生交上來的論文，他正拿著紅筆在上面批注。
黃教授接過檔案袋，從里面抽出那沓稿紙，一頁一頁地翻看。
他看得很慢，偶爾用紅筆在某個段落旁邊寫幾個字，偶爾停下來想一想，翻到某一頁的時候眉頭微微皺了一下，翻到下一頁的時候又慢慢舒展開來。王
景軒坐在旁邊的石凳上，也不催，只是安安靜靜地等著。
過了很久，黃教授看完了最後一頁。
他把稿紙放回檔案袋里，摘下老花鏡，靠在藤椅上閉著眼楮沉默了片刻，然後睜開眼，看著王景軒，目光里有一種他從未見過的鄭重。
“這篇文章，比我預期寫得好。”
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有分量，“理論框架扎實，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議也有可操作性。尤其是關于基層黨建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型升級那一段，你把金島開發區黨組織協調勞資關系的幾個案例寫得很生動，這在同類文章里很少見。還有關于征地拆遷中基層黨組織如何化解矛盾的分析，也是實打實的第一手經驗。”
他頓了頓，把檔案袋放在茶幾上，手指在上面輕輕敲了敲︰“有幾處措辭還需要再斟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那段論述，觀點沒問題，但表述要更穩妥一些，不能給人留把柄。回去改一改，改完以後我幫你推薦到《理論》去。這本刊物是政治學界和經濟學界聯合主辦的，級別不低，你的文章夠格。”
王景軒心里一熱，鄭重地點了點頭︰“謝謝老師。我回去就改。”
黃教授擺了擺手，又從茶幾下面抽出一份文件遞給他。
王景軒接過來一看，是一份博士研究生招錄登記表，上面已經蓋了好幾個紅章，院系推薦、導師意見、研究生院初審，每一項都填得工工整整。
“博士的事，手續我已經幫你辦得差不多了。”
黃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研究方向定的是‘比較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轉型國際比較?’，側重經濟轉型與政府治理的關系。這個方向既能發揮你經濟學的底子，又能把我這邊的政治學框架補上。錄取通知書估計六月份就能下來，秋季入學，九月份正式上課。”
王景軒雙手接過那張表格，目光在“比較政治經濟學”那幾個鉛字上停了好一會兒。
這個方向，確實是他想要的方向。
他自己在基層干了四年多，最深的體會就是經濟轉型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修一座橋涉及征地拆遷、資金籌措、利益分配，哪一樣都離不開政府治理的能力；建一個開發區涉及招商引資、勞資關系、公共服務，哪一樣都離不開黨組織在其中協調和引領的作用。
這些體會零零碎碎地堆在心里，一直缺少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把它們串起來。
現在黃教授幫他把這個框架搭起來了。
“老師，”他站起來鄭重地鞠了一躬，“這幾年讓您費心了。”
黃教授靠在藤椅上，他看著面前這個年輕人，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期許。
“不必客氣。以後讀博期間，你校史研究室那邊的工作也不能丟。夏主任那個人雖然看著懶散，但心里有數，你跟著他能學到不少東西。工作上、學習上，都要兼顧好。”
王景軒點頭稱是。
五月的風從院子里吹過來，帶著枇杷葉淡淡的清香和遠處飄來的梔子花香。
接下來幾天，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逐字逐句地修改論文。
黃教授在稿紙邊上用紅筆寫的批注，每一個字他都仔細琢磨過。
改完以後又從頭到尾讀了好幾遍，確認沒有遺漏，才把修改稿重新裝進檔案袋里，再次送到黃教授家。
這一回黃教授看完以後沒有再挑毛病，只是點了點頭，把稿子收進了自己的公文包里。
幾天後，黃教授把王景軒叫到家里，從公文包里拿出那份修改稿和一個信封。
稿子上又多了幾處用鉛筆寫的旁批，都是關于措辭的微調。信封是牛皮紙的，封口處蓋著《理論》編輯部的紅章。
“文章我已經寄給《理論》編輯部了。主編是我以前在社科院的熟人，他說這篇文章有分量，可以發在下一期的‘理論與政策’欄目。他還說，如果後續反響好的話，可以考慮呈送內參。”
黃教授把信封放在茶幾上，靠著藤椅，語氣平淡卻字字分量十足，“內參的分量，你應該知道。那上面的文章，是給高層決策做參考的。”
王景軒接過信封，手指在牛皮紙的封面上輕輕摩挲了一下。
他知道“內參”這兩個字意味著什麼。
上輩子他在商場上打拼的時候，听人說過，有些政策出台之前，相關部門會通過內參向上面報送一些調研報告和理論文章，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
能上內參的文章，不光要有理論深度，還要有實踐價值，更要有政策敏感度。
他站起來鄭重地道了聲謝，心里卻在想另一件事。
現在這些來自基層第一線的經驗，正在通過他寫的文章，一層一層地往上走，走到政策制定的參考層面去。
這比他個人升遷的意義要大得多，這是讓底層的聲音被上面听見，讓基層的經驗變成政策的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