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晨，王景軒到辦公室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工位上多了一摞新書。
他彎腰翻了翻，是幾本關于國際金融監管的專著，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其中一本的扉頁上貼著一張便簽紙，上面寫著幾個字︰“參考用。章經年。”
字跡工整，一筆一畫，像是練過硬筆書法的人寫的。
王景軒拿起那張便簽看了看，嘴角微微彎了一下，把便簽夾進筆記本里，翻開最上面那本英文專著，開始尋找與GAtS金融服務附錄相關的章節。
中午吃飯的時候，方興端著餐盤坐到他對面，看了一眼他面前攤開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忍不住問了一句︰“王處長，你這金融服務附錄，寫得怎麼樣了？”
王景軒夾了一口米飯，嚼了咽下去，說︰“剛寫到市場準入。”
方興“哦”了一聲，表情有些復雜。
他是燕城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的，在世貿處負責外文資料的翻譯和整理，偶爾也參與一些相對簡單的分析報告寫作。
但金融服務這一塊，他從來不敢踫，太專業了，那些銀行、保險、證券的術語，他連中文都搞不太明白，更別說英文了。
他看著王景軒那副從容不迫的樣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說不清的佩服。
下午，王景軒繼續寫國民待遇條款的分析。
這一節比市場準入更難寫，因為國民待遇在金融服務領域的適用存在大量例外和變通。
周三，他開始寫新金融服務規則的分析。
他分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一條款上的立場差異，發達國家希望擴大新金融服務的範圍、簡化“考慮允許”的程序，而發展中國家則希望縮小定義範圍、為國內監管機構保留更大的裁量權。
寫完這一節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
他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吐了口氣。
手指因為長時間打字而有些僵硬，手腕也有些酸，但思路還在繼續往外涌，像開了閘的水，關都關不住。
他沒有休息，直接把筆記本翻到下一頁，開始寫第七到第九條款的分析。
辦公室里的人陸續走了。
方興走的時候在他桌上放了一個橘子，林雅走的時候幫他倒了一杯水。
王景軒一一應了，目光卻沒有離開過電腦屏幕。
周四，他把剩下的條款全部寫完。
寫到第十二條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GAtS允許成員在承諾生效三年後修改或撤銷其具體承諾，但必須進行補償性調整，即對受影響的貿易伙伴提供等值的替代性承諾。
這個機制在貨物貿易領域是不存在的，因為貨物貿易的關稅減讓一旦承諾就難以撤回。
而在服務貿易領域，由于涉及大量的國內規制主權，GAtS的起草者特意設計了這一靈活性條款。
他在這一節的末尾寫道︰修改承諾的補償機制是華國在金融服務談判中需要高度重視的政策工具。在開放初期，我們可以采取相對謹慎的承諾策略，為國內金融機構留出緩沖空間；隨著國內金融體系的成熟和競爭力的提升，我們可以利用承諾修改機制逐步擴大開放範圍，同時通過補償性調整優化承諾結構。這是一個動態的、可逆的開放路徑，與華國“漸進式改革”的總體戰略高度契合。
寫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七點四十。
他把全文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改了改幾個措辭，補了兩組數據，然後保存文檔，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楮。
周五早晨，王景軒到辦公室的時候，發現章經年已經坐在工位上了。
這不太尋常。
章經年平時九點才到，八點五十到已經算早的，今天八點剛過就坐在那里了，面前攤著那摞王景軒整理過的文件，正在一頁一頁地翻看。
他看得非常仔細，每一頁都要停留好一會兒，偶爾還拿起筆在空白處寫幾個字。
王景軒走過去，在工位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桌角。
章經年听見動靜，抬起頭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又低下頭繼續看。
王景軒打開電腦，調出那個寫了三天的文檔，開始寫全文總結部分。
不知過了多久，他寫了將近三萬字才寫完。
章經年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看完了那摞文件，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對著電腦敲鍵盤。
他的表情還是那樣平靜，但王景軒注意到，他敲鍵盤的速度比平時慢了很多，像是在想什麼事情。
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王景軒到辦公室的時候，周永年已經坐在辦公桌後面了。
他摘下老花鏡，接過報告，沒有翻開，只是放在桌上，看著王景軒。
“寫完了？”
“寫完了。”
周永年點了點頭，戴上老花鏡，翻開第一頁，開始看。
辦公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周永年看得很慢，每一頁都要停留好一會兒。
看到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那幾節的時候，他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翻到下一頁的時候又慢慢舒展開。
看到新金融服務規則那一段，他的目光在紙面上停留了很長時間，然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放下，繼續往下看。
看完全文之後，他沒有立刻說話。
摘下老花鏡，靠在椅背上，閉上眼楮，手指在桌上輕輕敲著。
辦公室里安靜得能听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過了好一會兒，他睜開眼楮，看著王景軒，開口了。
“寫得好。”
就這三個字，語氣平淡，像是在陳述一個事實。
但辦公室里所有人都听得出這三個字的分量。
周永年在外經貿部干了快三十年，經手過的報告不計其數，他從來不會輕易用“好”這個字來評價一份下屬寫的材料。
能用“還不錯”“可以”“能用”這幾個詞，就已經算是不錯了。
而“寫得好”這三個字，王景軒是頭一個從他嘴里听到的。
周永年把報告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鏡，靠在椅背上，看著王景軒，目光里全是欣賞。
“你用了多久寫完的？”
“四天。”王景軒說，“上周二開始寫的，周五寫完初稿，周末修改了兩遍。”
周永年點了點頭，沒有再多問。
他拿起報告，翻開某一頁，指著上面的一段文字說︰“這一段，關于新金融服務規則的發展中國家立場分析，寫得很有深度。我以前看過的幾份材料，只是簡單羅列了各方的立場分歧，沒有分析分歧的根源。你把它歸結為創新能力差距和監管能力不足，這個判斷是準確的。”
他又翻到另一頁。
“還有這一段，關于承諾修改機制的補償性調整策略，寫得很有新意。以前沒人從這個角度想過。大家都覺得承諾一旦做出就不能動，你提出這個機制正好利用了GAtS的靈活性，為華國爭取了政策空間。”
章經年坐在旁邊，手指一直停在鍵盤上沒有動。
午飯後，王景軒去茶水間接水，章經年也端著杯子進來了。
兩個人站在飲水機旁邊，一個接熱水，一個接涼水，誰也沒有先開口。
飲水機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響，水蒸氣從出水口升起來，模糊了兩個人之間的空氣。
章經年先開口了。
“你那篇報告，我看了。”
王景軒看著他。
“市場準入那一節，你把六種限制措施的類型和適用條件梳理得很清楚。”
章經年的聲音不大，語氣還是那樣平淡，但王景軒注意到，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用“寫得不錯”或者“寫得還行”這種保留性的評價，而是直接用“梳理得很清楚”這個肯定性的表述。
王景軒端著水杯，沒有接話。
章經年沉默了片刻，又說了一句︰“新金融服務規則那一段，我以前也寫過類似的分析，但沒你寫得透。”
他說完，端著水杯轉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