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发枪的硝烟味尚未从西苑完全散去，陈默的思绪已转向另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敏感的领域——人才。技术可以孵化，军队可以新编，但若没有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血液注入官僚体系，任何改革终将是无源之水，难以持久。而人才的源头，牢牢把持在礼部和那套运行了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手中。
时机微妙。工部尚书之位虚悬，张国维在风口浪尖；京营整编触动勋贵；内试所引来窥探。此刻再碰科举，无异于火上浇油。但陈默知道，有些石头，必须早点投出去，才能看清水面下的暗礁。
他没有选择在朝会上直接发难，而是在一次经筵讲学后的闲聊中，看似随意地对礼部尚书**林尧俞**提起了话头。
“林先生，近日朕观历科进士履历，发现一有趣现象。”陈默放下茶盏，语气平和，“许多二甲、三甲进士，文章华美，经义纯熟，然分发至六部观政或外放州县后，于钱粮刑名、水利农桑等实务，往往上手迟缓，甚至闹出笑话。这读圣贤书与治百姓事之间，似乎缺了些什么？”
林尧俞是典型的老成学者，闻言抚须道：“陛下明鉴。读书明理，理通而万事通。初涉实务，稍有生疏亦是常情，历练数年，自然通达。科举取士，首重品行与学识根基，此乃为国选才之根本。”
“根基自然重要。”陈默点头表示认同，“然，若能在选拔之时，便稍加留意其是否具备些务实之潜质，是否于民生经济有所思考，是否非仅善空谈而拙于行事，是否于将来为官理政更有裨益？毕竟，朝廷需要的是能治事的官员，而非仅会做文章的学士。”
林尧俞心中警铃微作，谨慎道：“陛下之意是……？”
“朕思之，或可在下次乡试、会试中，于传统经义、策论之外，加试一道‘实务策论’。题目可从农事、水利、边防、算学、钱谷等诸般实务中择取，让士子们就具体问题，谈谈看法，提提对策。不考其记忆，而考其见识、思路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潜能。”陈默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建议增加一道可有可无的练习题。
林尧俞却听得心头一沉。加试？还是这等“杂学”题目？这简直是动摇科举根本！他立刻躬身，语气坚决：“陛下！此事万万不可！科举取士，自有成宪，三场试子史经义、判诏诰表、时务策，格局已定，沿用百年，选拔无数栋梁。若贸然加入此等……此等技术性题目，恐混淆本末，使士子舍经义之根本而逐实务之末流，更可能让一些专攻奇巧、不修德行之徒侥幸得逞！且题目如何出？标准如何定？极易引发争议，有损抡才大典之公正严明！”
他的反对在陈默意料之中。陈默没有争辩，反而退了一步：“林先生所虑极是，是朕思虑不周了。这样如何：不加为正式考题，只作为‘选试附加题’。愿意做的士子，可于正场之外，另纸作答。其答卷由考官单独评阅，优异者，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荐卷，或在殿试后酌情节予关注。如此，既不坏祖宗成法，又能稍察士子实务之才，为朝廷多备一份参考。就当……是投石问路，如何？”
“附加题？”林尧俞眉头紧锁。皇帝退了一步，但这“附加题”和“优先荐卷”的诱惑，依然是对现行规则的一种渗透和干扰。他本能地还想反对，但看到皇帝温和却不容置疑的眼神，又想起近来皇帝在工部、兵部的诸多“非常之举”，话到嘴边，变成了：“兹事体大，容臣与礼部同僚、乃至内阁诸公详议。”
“自然。”陈默微笑，“朕不急。下次乡试在明年秋闱，还有近一年光景，尽可从容商议。只是这风声，或许可以先放出去，让天下士子有个准备，也多看看书，思考些实际问题，总是好的。”
林尧俞心事重重地告退了。他知道，这道口子，一旦开了缝，再想关上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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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试实务附加题”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士林中激起的涟漪远超陈默的预期。
京城国子监，各地府学、县学，乃至私塾书院，议论纷纷。主流的声音是惊愕与不屑。
“实务？农事水利？那岂是吾辈读书人当深究的？自有胥吏操持！”
“算学钱谷，锱铢必较，商贾之道也！安能登大雅之堂，与圣贤经义并列？”
“定是朝中又有幸进之徒，蛊惑圣听，欲坏我千年取士正道！”
许多出身优越、笃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学子嗤之以鼻，认定这只是皇帝一时兴起的“花样”，绝不会长久，更不屑为此去研读那些“杂书”。
然而，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家境贫寒、更贴近民生实际的士子中，反应却微妙不同。
江南某府学，几个寒窗苦读的秀才在灯下议论。
“张兄，你家中本有薄田，又曾帮里正处理过赋税册子，这实务题，或许对你有利。”
“李贤弟，你父为驿丞，你自幼耳濡目染，于驿站运转、公文传递，怕也有些见解吧？”
“还有算学，经商之家出身的同窗，怕是占便宜了……”
话语间，有担忧，也有隐隐的兴奋。对他们而言，这或许是一个绕过纯粹经义比拼、凭借对现实世界的了解而脱颖而出的机会。一些有远见或心思灵活的士子，已开始悄悄寻觅《九章算术》、《农政全书》（尚未成书，但已有相关农书）、乃至各地《县志》、《河防志》之类的书籍来翻阅。
松江府华亭县，一位名叫**陈子龙**的年轻秀才，在听闻消息后，独自在书房沉思良久。他本就才华横溢，文名早着，但并非只知死读书之辈，对江南蓬勃的工商业、繁复的赋税、乃至海贸的利弊，素来留心。他铺开纸笔，并未立刻去写诗作文，而是开始梳理自己平日观察所积，就“松江棉布之利与苏松重赋之困”这个题目，草拟起一篇“策论”。文中，他大胆提出“工商皆本，税赋宜均”的朦胧想法，虽不成系统，却已闪烁着超越时代的思想火花。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朝堂诸公耳中。除了礼部的坚决反对外，不少守旧派官员也上疏委婉劝谏，认为此举“轻经义而重末技，恐启士人浮躁功利之心”。但皇帝态度明确：仅作“附加”参考，且尚在“议论”阶段，并未强行下旨。反对者一时也找不到更强力的理由，只能暗中串联，准备在礼部内部和下次朝会上再行阻挠。
陈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并不指望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这个话题，在士人心中埋下一颗“务实”的种子，分化固化的利益群体，同时观察哪些年轻士子能敏锐地把握风向，展现出不同的潜质。
他让王承恩悄悄收集各地士子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是那些开始主动研读实务书籍、或对此表现出积极态度的士子名单。陈子龙那篇尚未完成的“策论”草稿内容，也通过特殊渠道，悄然摆上了他的案头。看到文中那大胆的“工商皆本”四字，陈默眼中精光一闪，用朱笔在“陈子龙”这个名字上，轻轻画了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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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朝野目光被科举改革的波澜吸引时，通政司那封关于陕西旱情的奏报，终于按照正常流程，经过票拟，送到了御前。陈默看到“陕北延安府一带，有极贫之民，已有采食蓬草、树皮者”一句时，心头骤然一紧。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就是从陕北的连年旱灾开始的吗？
他立刻召来户部尚书李长庚和刚刚缓过气、勉强视事的工部代尚书张国维。
“陕西此灾，虽云局部，然‘采食树皮’绝非小事。饥民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陈铭指着奏报，语气严肃，“李尚书，户部立刻核查太仓及陕西附近粮储，拟定一个应急调拨方案，以平粜或借贷方式，迅速运粮入陕，稳定粮价，绝不可使灾情蔓延。”
“张国维，”他又看向这位新任代尚书，“你工部都水司，立刻整理所有关于陕西地区的水利档案，尤其是陕北干旱地区，以往可有抗旱经验？有无可紧急修缮或开凿的小型水利设施？拿出个简略方案来。”
两人领命而去。陈默又下旨，命锦衣卫北镇抚司立刻派人，以其他事由为掩护，秘密前往陕北，实地勘察灾情实况。
一系列指令迅速发出，展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高度警惕和高效反应。然而，他并不知道，关于这份奏报的关键信息，早已提前数日，通过通政司那位右参议的便笺，流入了一些人的耳目。
当夜，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后院，一场小酌正在进行。客人赫然是那位右参议，以及一位工部的员外郎——与周应秋关系密切之人。
右参议抿了口酒，似是无意道：“今日看到陕西奏报，提及延安饥民采食树皮，陛下甚为关切，已严令户、工二部并锦衣卫办理。唉，多事之秋啊。”
工部员外郎眼神一闪：“陛下心系黎民，自是圣明。只是……如今部里张代尚书正全力筹备漕运河工，钱粮人力已是捉襟见肘，若再分心陕省水利，怕是……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成国公朱纯臣把玩着酒杯，慢悠悠道：“陕西天高皇帝远，饥民之事，年年皆有。陛下初登大宝，求治心切，自是见不得这些。然治国如理丝，一处急拽，处处皆紧。漕运关乎京师命脉，河工更是重中之重，若因小失大，那才是……”
他没有说完，但席间几人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神。陛下的新政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和利益受损，陕西的灾情，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借口”，或“压力点”，用来质疑和牵制皇帝那过于“急切”的步伐，尤其是在工部这个关键位置上。
窗外的秋月被薄云遮掩，夜色深沉。陕西远方的苦难，还未真切地传递到京城，却已在权力的棋盘上，被悄然摆上了位置，成为某些人计算中的一颗冰冷棋子。而对此浑然不觉的陈默，还在为如何调集更多番薯种薯运往陕西而费神。他不知道，一场利用天灾人祸进行的政治博弈，已然悄然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