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从北四川路那头进城的。
那天早上，弄堂里静得反常。菜场没开，卖大饼油条的摊子也不见了。有消息灵通的说，昨夜军部下了令，各铺户一律闭门，沿街不许张望——他们要办一场入城式。
陆行舟没去看。他躲在亭子间的窗后头，隔着一条街的屋脊，也躲不开那声音。
先是马蹄。一队一队的骑兵，铁掌敲在马路上，脆生生的，一下一下，敲得人心口发闷。接着是军靴，成千上万只，齐刷刷地砸下来，像有人在天上擂一面大鼓，闷雷似的，从北往南，一寸一寸碾过来。
有膏药旗。一杆一杆，插在车头上，插在刺刀尖上，红的白的，招摇过市。
外白渡桥那头，据说排了一整天。
桥是铁的，日本人的坦克压上去，桥面发出一种他从没听过的呻吟。前几个月，这座桥上还挤满了往租界里逃的难民，挤得桥栏杆都要挤断，苏州河里泡着不知多少落水的人。如今桥上空空荡荡，只剩铁流一样的军队，一队接一队，往南岸开。
租界那边，几个洋巡捕站在铁栅栏后头看着，没动。他们的国旗还挂着，他们的地界还没轮到。
陆行舟把窗帘拉严了一指。
他这辈子见过很多场面。可这一场，他宁可没见过。一座活了几百年的城，就在这一天，改了主人。街还是那条街，河还是那条河，天上还飘着同样的云，可脚底下这片地，从今天起，不姓中国了。
他没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哭。会哭的人，早哭死在这条路上了。他只是把那口枸杞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得发涩。
留守组的头一回碰头，定在三天后，虹口一间不起眼的绸缎庄后堂。
七个人，来得七零八落，前后错开小半个钟头，谁也不跟谁打招呼。陆行舟到得不早不晚，掀帘进去，屋里已经坐了四个。
雷震虎坐在正中，穿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脱了军装，也脱不掉那身煞气。他没抬眼，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招呼。
人到齐了，门一关，帘一放。雷震虎才慢慢站起来。
上头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他嗓门压得低，可字字砸得实，大部队西撤了，留下咱们这几个，扎在这鬼子窝里，接着干。
他扫了一圈，目光跟刀似的，在每个人脸上刮过去。
从今天起，没有军统了，没有官衔了，没有薪水册子了。你们都是死人——户口本上勾了名的死人。他顿了顿，死人有死人的规矩。第一条，谁也不许单独跟外头联络；第二条，横竖之间，只对我一个人；第三条——
他盯住众人，一字一顿。
这回，我盯得住每一个人。
分工是当场派的。
有人管交通，有人管钱路，有人盯码头。轮到陆行舟，雷震虎那双眼睛，在他脸上停得格外久。
老陆，电台跟账目，归你。
屋里几个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落到他身上。电台是留守组的命根子，跟重庆通气全靠它；账目管着这一摊子人的嚼裹和活动经费。这两样，是最要紧的位置，也是最先掉脑袋的位置——出了岔子，头一个查的就是管台管账的人。
陆行舟愣了愣，脸上那点血色像是褪了一褪。他搓着手，声音都有点发飘：震……震虎哥，这……电台我不会摆弄啊，我就一记账的……
账你会记就行，收发有人教你。雷震虎盯着他，怎么，怕了？
不是怕，陆行舟咽了口唾沫，我这胆子您又不是不知道，听见炮响腿都软。这么要紧的东西搁我手里，我怕误事……
雷震虎冷笑了一声。
误事？雷震虎踱到他跟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误得了什么事？
这话难听，可陆行舟听着，心里那根弦反倒松了半分。
他要的就是这句。
雷震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过筛子。这是这条老狐狸的老手艺——立威先立疑，把每个人的底细当着大伙儿的面翻一遍，翻得你无处躲，翻得旁人也替你捏汗，往后谁想动歪心思，先想想今天这一遭。
管交通的那个，被他问了三代亲眷、租界里几门相好。盯码头的那个，被他揪着两年前经手的一笔烂账，问得满头是汗。轮到陆行舟，他背着手，绕着他转了半圈。
陆行舟，他慢悠悠地念这名字，译电科的书记员。宁波人，站长的小同乡。上班打瞌睡，办案躲后头，领赏跑最快。全站都说，你是最没用的一个。
震虎哥抬举。陆行舟缩着脖子，赔笑。
我抬举你？雷震虎嗤了一声，我是在琢磨，上头怎么把你这么个货，留下了。
这才是要命的一问。
陆行舟心里跟明镜似的——雷震虎疑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年那桩错格案，这人就咬着他不放；茶缸他都盯过。如今大权在握，头一天就要拿他开刀，无非是想在众人面前，把这条最可疑的鱼，摁在案板上再刮一遍。
刮吧。越刮，越干净。
他把腰弯得更低了些，脸上堆着那种又窘又急的笑：震虎哥，您这话可折煞我了。我也纳闷呢……撤退名单我看了三遍，没我。后来才明白——一条船就那么些座位，得留给能打的、有用的。我这号的，走了可惜船票，留下又碍不着事，索性就……就搁这儿了。
他叹了口气，像是真委屈：我倒是想跟着走。可谁要我啊。
这话半真半假，最要命的地方是——它真。留守组的名单里没有他，本就是因为组织要他留下敌后；可摆到明面上，理由恰恰是废物不值一个座位。真真假假搅在一处，连雷震虎那双刀子眼，也挑不出破绽。
屋里有人低低地笑了一声。
雷震虎没笑。
他盯着陆行舟那张窝囊脸，盯了足足十几息。屋里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陆行舟垂着眼，看自己的鞋尖，手指头绞着长衫的下摆，一副被人看穿了没出息、恨不得钻地缝的模样。
雷震虎心里其实堵得慌。他查了这人小十年，回回都觉得不对劲，回回又抓不着半点实据。这人像一团棉花，你一拳打过去，软绵绵地陷进去，使不上劲，也伤不着他。
可越是这样，他心里那点疑，越压不下去。
账目，每旬跟我对一回。末了，他撂下一句，电台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发，收发了什么，记档，给我看。
哎，哎。陆行舟连声应着，我一定记清楚，一笔都不落。
雷震虎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摆了摆手。
散了。挨个走，隔一刻钟一个。别扎堆。
陆行舟是最后一个出门的。
绸缎庄的后巷阴湿，墙皮剥落。他站在巷口，看了看天色，把长衫的领子竖起来，低着头，混进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里。
街上多了很多东西。多了岗哨，多了膏药旗，多了扛枪的日本兵。路口新支起一道木栅，几个兵挎着刺刀，挨个盘查过路的人。轮到陆行舟，他缩着肩膀，双手捧上良民证，头垂得低低的，一副见了官就腿软的样子。
那日本兵扫了他一眼，看这人瘦弱窝囊，没半点油水，也没半点火气，不耐烦地把证件一甩，下巴一抬，放他过去了。
陆行舟低着头，快步过了栅栏。走出老远，后背才觉出一层凉——是汗。
废物这身皮，从前是躲功劳、躲站队用的。从今往后，是躲刀子用的。这城里，往后每一道栅栏、每一双眼睛，都想在他身上找一点不对劲。他得比从前更废，废得干干净净，废得连自己都快信了。
新窝点是间亭子间，在租界边上一条弄堂里，一栋石库门的二楼半，晒台底下那一格，逼仄，低矮，一伸手就能碰着斜梁。
好处是，它够破。破得没人多看一眼。
夜里，弄堂静下来。曼丽白天已经把家挪进了法租界那头，没沦陷的孤岛，还算安稳；这亭子间，他一个人守着。他把门闩了两道，窗帘掖严实，才从床板底下，起出那台裹着油布的收发报机。
灯芯拨小，只留豆大一点光。他戴上耳机，指尖搭上电键。
发报之前，他停了一下。
落款换了。留守之后，组织给了他一个新代号，先前那个，随着旧上海一块儿，埋进土里了。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新代号，像默念一个刚认下的、见不得光的名字。
电键起落。短，长，短短，长。焦土上的第一封电报，从这间二楼半的亭子间里，钻出屋顶，钻进沦陷的夜空。他报了平安，报了留守组已成，报了雷震虎的名字，报了自己那个最要紧也最凶险的位置——电台与账。
发完，他摘下一只耳机，另一只贴着耳朵，等回音。
按约定，这个频率、这个时辰，那头该有人应。三短，一长，是老周的手。这么多年，隔着千山万水，就靠这几个点划认亲。
耳机里，只有一片空。
沙沙的，是电波的底噪，像雨夜里没关严的窗缝漏进来的风。他等了一分钟，两分钟，把频率又核了一遍，一个数都没差。
他重发了一遍。短，长，短短，长。
然后再等。
还是那片沙沙的空。约好的时辰过了，过了五分，过了十分。该落下来的那三短一长，始终没落下来。老周那头，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