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歸感慨，正事要緊。張立言等王姨走遠了，立刻摸到了婦聯辦公室門口。
門特意沒有鎖，王姨剛才已經把章的位置告訴他了，也就是說默許了他自己動手。
拉開王姨辦公桌最下面的抽屜，里面整整齊齊地碼著公章、介紹信空白模板和印泥。
他抽出幾張空白介紹信，把公章在印泥上按了兩下，然後穩穩當當地蓋在紙上。
他沒有多拿，就蓋了十來張夠用就行，機會難得，以後需要什麼介紹信，自己填上就行，省得每次都要找王姨簽字蓋章。
辦完這一切，他騎上自行車出了紅星種植場的大門，一路向北，穿過四九城的街道和胡同，來到了中國人民大學。
這所學校他來過很多次，前幾年他在這里進修過一段時間，算是鍍了一層學歷的薄金。
校園里的梧桐樹已經落光了葉子，光禿禿的枝丫在初冬的冷風中輕輕搖晃，三三兩兩的學生夾著書本從教學樓里走出來，有人騎著自行車從他身邊經過，車鈴鐺發出清脆的響聲。
張立言把自行車停在了圖書館門口的梧桐樹下，鎖好車，推門走了進去。
圖書館里安靜得只剩下翻書的沙沙聲和遠處暖氣管道里偶爾傳來的咕嚕聲。
他沿著書架之間的過道往里走，目光在閱覽室里掃了一圈，很快就在靠窗的老位置上找到了他想找的人。
喬治•羅德坐在一張寬大的木桌前，面前攤著一本厚厚的中國經濟史，手邊放著一杯已經涼透了的黑咖啡，修長的手指正夾著一支鋼筆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麼。
他大約二十出頭的年紀，穿著一件深棕色的粗花呢西裝外套，領口系著一條深藍色的針織領帶，金棕色的頭發被圖書館暖氣烘得微微翹起來幾根。
他的長相是典型的美國東海岸精英長相，五官立體但不粗獷，下頜線條分明但並不冷硬，一雙灰藍色的眼楮在專注閱讀時顯得格外沉靜。
張立言站在書架旁邊看了他幾秒，確認自己沒找錯人。
喬治•羅德，大通曼哈頓銀行高級副總裁羅德先生的獨子，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高材生，美國和平運動青年代表，同時也是一個對中國抱有極其美好濾鏡的理想主義者。
張立言當初在人大學習時，偶爾在圖書館里踫到過他幾次，兩人聊過一些不咸不淡的話題。
中國的土地改革、美國的民權運動、甦聯的修正主義，都是些年輕人喜歡高談闊論的話題。
他們只是點頭之交，並沒有多深的關系，但這不重要。有這麼個人，有這麼個身份，就夠了。
張立言走到喬治對面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
喬治抬起頭，那雙灰藍色的眼楮里先是閃過一絲客氣的陌生，然後這份陌生只持續了不到一秒就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沖散了。
小世界虛影強行降臨，利用這短暫掌控規則能力，那股來自另一個維度的超凡之力悄無聲息地滲透進喬治的意識深處，在最底層的地方留下了一道不可違逆的暗示。
這不是洗腦，不是催眠，是規則本身，在這個規則之下，張立言就是他喬治•羅德最好的朋友，最值得信賴的人，他的任何正式請求都不會被拒絕。
這種影響如此自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連喬治自己都不會意識到這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
“哦，立言！我最好的朋友！”喬治放下鋼筆，臉上的表情從禮貌疏離瞬間切換成了老朋友重逢的驚喜。
他站起身來隔著桌子拍了拍張立言的肩膀，那股美國式的熱情簡直要從灰藍色的眼楮里溢出來。
“你怎麼來了？天哪，我們有快半年沒見面了吧？你等等，我去給你買杯咖啡”
他剛要往那邊走，忽然腳步一頓，像是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轉過身來，語氣變得鄭重。
“我要回國了，我的朋友，我邀請你跟我一起回去，去看看我的家鄉，就像你曾經帶我看過你的家鄉一樣。”
張立言臉上露出一個真誠的笑容，微微點了點頭︰“這是我的榮幸，喬治。”
一切順利得超乎想象。
接下來的幾天里，喬治•羅德以驚人的效率安排好了所有回國事宜。
他給父母拍了電報，給美國駐華聯絡處打了電話，給張立言辦了簽證。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簽證官在看到申請材料上“羅德家族”的字樣和喬治本人的簽名時，連材料都沒仔細翻就蓋了章。
在這個年代的美國，像羅德這樣的頂級金融家族繼承人的邀請，就是通行證，就是萬能鑰匙，沒有任何一個中下級官僚敢在上面找麻煩。
張立言出發那天，紅星種植場的發小們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他只跟周紅旗說了句“出趟遠差，廠里的事你幫我看幾天”，然後拎著一個簡單的帆布行李袋就出了門。
行李袋里裝了幾件換洗衣服、一把牙刷、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以及一個用青白玉盒密封好的特殊包裹。那里面裝著的東西，才是他這趟遠行的真正籌碼。
他們從四九城坐火車南下，兩天兩夜之後抵達廣州，再從廣州通關進入香港。
六十年代的香港已經是一個霓虹燈閃爍的繁華都市，維多利亞港兩岸高樓林立，雙層巴士在狹窄的街道上穿梭，商店櫥窗里陳列著琳瑯滿目的商品。
張立言在後世見過無數大城市的繁華景象，上海浦東的天際線、深圳的前海自貿區、跟那些比起來，六十年代的香港不過是提前幾十年出現了一座普通現代化城市而已，他沒有多看。
他們在啟德機場登上了一架螺旋槳客機，飛越印度洋和地中海，在歐洲中轉之後，換乘泛美航空的波音707，橫跨大西洋，直飛紐約。
飛機降落在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時候，是當地時間傍晚。
張立言透過舷窗看到了紐約的天際線，不是後世那些被無數電影鏡頭掃過的摩天大樓群，而是一個比後世任何一個時刻都更加朝氣蓬勃的紐約。
六十年代的美國正處于戰後黃金時代的巔峰，曼哈頓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密密麻麻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條流動的燈河，遠處帝國大廈的尖頂在落日余暉中閃著金光。
如果說後世的上海陸家嘴是一幅精心構圖的現代水墨畫，那麼六十年代的曼哈頓就是這幅水墨畫的原版底稿。
線條更粗獷，色彩更張揚，空氣中都彌漫著一種“世界中心就在此處”的自信和張揚。
喬治•羅德顯然很享受向他的中國朋友展示自己家鄉的繁華。
他從機場特意租了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轎車，載著張立言沿著曼哈頓的街道兜風。
時代廣場的霓虹燈把夜晚照成了白晝，百老匯的劇院門口排著長隊，中央公園的草坪上有情侶在接吻，第五大道的精品店里燈火通明，穿著貂皮大衣的貴婦人們手挽著手進出旋轉門。
喬治一邊開車一邊介紹，說到自家的家族銀行時語氣輕描淡寫，仿佛那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家族小生意。
張立言坐在副駕駛上，看著車窗外那些高聳入雲的大樓、川流不息的汽車、衣著光鮮的行人，臉上的表情始終很平靜。
他心里在想的不是紐約有多繁華，而是他的國家。
他想到四九城的胡同，南鑼鼓巷那些灰撲撲的瓦房，冬天要燒煤爐取暖，廁所是公共旱廁，洗澡要去大澡堂，自行車都是稀罕物件。
他想到鄉下的生產隊，土坯房，煤油燈，一年到頭在地里刨食，遇上荒年還要吃樹皮啃觀音土。
他想到紅星軋鋼廠那些被調去鋸木頭的工人們，他們的車間沒有暖氣，冬天干活手凍得跟胡蘿卜似的。
然後他再看向車窗外的紐約。六十年代的紐約，和幾十年後的上海其實沒有太大區別。
遍地的高樓，發達的公共交通，普通人家里已經有電視和冰箱，超市里擺滿了各種肉類和奶制品，小孩子可以喝到鮮牛奶吃到白面包，而這些，他的同胞一樣應該有。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世，前世的自己是一個山村里普通人家的窮小孩。
是這個國家把路鋪到了自己的村口，把學堂蓋到了自己村里，讓自己讀上了書，走出了大山。
既然自己穿越到了這個世界，還擁有了超凡之力，當年國家在自己弱小的時候把自己拉了出來，現在自己有這個能力，理應把這個國家提前推上新的高度。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小轎車家里一人一輛，這句話在後世是一句略帶懷舊意味的口號，然而在自己穿越來之前，國家已經帶領人民快要實現這個目標了。
但在六十年代的四九城，這還只是一個被寫在宣傳畫上的遙遠夢想。
張立言坐在紐約的夜色中，看著車窗外的萬家燈火，要想實現這個目標，第一步就是讓曼哈頓上東區那群富太太們，心甘情願地替自己的國家還清那筆要命的甦聯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