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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从港娱到世界之王- 第86章 折寿五年的活命任务 那盘录音带送不到京城我就得死-都市言情-17模板网
第86章 折寿五年的活命任务 那盘录音带送不到京城我就得死
    尖沙咀,一间叫“地下铁”的Livehouse。

    说是Livehouse,其实就是个酒吧改的,台子不到十平米,灯光是老板自己拉的电线,音响是二手的。

    台下坐了八十来号人,大部分是附近喝酒的,压根不知道台上这四个人是谁。

    黄家驹抱着吉他站在中间,叶世荣坐在鼓后面,黄家强背着贝斯靠在左边,李荣潮守在右边。

    四个人穿的都是地摊货。

    灯一亮,黄家驹开口第一句,底下聊天的人停了三桌。

    第二首唱完,停了五桌。

    第三首结束,全场没人说话了。

    陈维正站在最后面的角落,静静看着台上。

    这些歌是他从脑子里掏出来的。

    旋律、编曲、和弦走向,全是按照前世beyond巅峰期的风格重新做的。

    但词曲署名写的是黄家驹。

    没什么好纠结的。

    这些歌本来就是他的。陈维正只是提前把它们还给了主人。

    演出结束,台下掌声不算多,但很实在。

    后台就是个杂物间,堆着啤酒箱和拖把。

    黄家驹蹲在墙角,两只手捂着脸,肩膀在抖。

    叶世荣站在旁边,嘴张了两次,没出声。

    黄家强鼻子红了,低头假装系鞋带。

    李荣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整理物品。

    陈维正靠在门框上等了两分钟。

    黄家驹抬起头,脸上全是水。

    “陈生,今天台下有个阿伯,他听完第二首歌,跟旁边的人说了句——唱得好。”

    他吸了下鼻子。

    “我玩音乐五年,这是第一次有不认识的人跟我说唱得好。”

    陈维正走过去,从旁边箱子里抽了瓶水丢给他。

    他心里很清楚,为什么黄家驹情绪会这么大,黄家驹1962年出生,一家七口挤在不到30平的公屋,转个身都能撞到人。

    衣服全是补丁,饭桌上永远只有最便宜的菜。他爸是普通工人,那点工资连粥水都不够分。

    要学历没学历。

    中学毕业就出来打工。办公室助理?水电工?电视台布景员?保险经纪?全都干过。

    都全是临时工,今天有活明天没,口袋永远比脸干净。

    17岁那年,捡了邻居扔掉的破吉他,当宝贝一样抱着练。

    结果呢?跑去跟人家玩乐队,主音吉他手当着一堆人的面骂他:

    “就你这水平?一辈子弹不好!”

    二十来个乐手看着他,他连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那天回去,他一个人抱着那把破吉他练了一整夜。

    1983年,他跟叶世荣组beyond,参加吉他比赛刚刚拿了冠军。

    然后呢?

    没有唱片公司签他们。

    没有电台播他们的歌。

    没有老板愿意看他们一眼。

    因为他们是摇滚。因为他们留着长发。因为他们唱原创,不翻唱那些烂大街的日文情歌。

    活着都难,还谈什么梦想?

    排练室?租的,地下室,漏水。

    乐器?二手的,鼓皮是破的,吉他是捡的。

    吃饭?四个人拼一场酒吧演出,两百块,分完每人五十。

    这就是21岁之前的黄家驹。

    一个穷到连梦想都养不起的底层打工仔。

    一把破吉他。

    一个没人相信的梦。

    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会在几年后,会让整个华语乐坛跪下叫爸爸。

    “以后你会站在红馆,到时候别哭,丢人。”

    黄家驹接住水,拧开灌了两口,笑了。

    “陈生,这些歌真的是你帮我改的?我怎么觉得本来就该是这样。”

    陈维正心里想:本来就该是这样,因为本来就是你写的。

    嘴上说的是:“别废话了,收拾东西,明天还有一场。”

    四个人开始收设备,黄家强扛着贝斯箱往外走,经过陈维正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陈生。”

    “嗯。”

    “谢谢。”

    说完就跑了。

    陈维正看着他们四个挤进一辆出租车的背影,站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走了。

    ---

    凌晨两点。

    九龙城公寓。

    红姑和李飒凤都睡了。

    陈维正把客厅的灯调到最暗,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中国地图,铺在茶几上。

    他盯着地图,脑子里转的是系统任务。

    【支线任务:将张明敏送上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时限:1984年2月前】

    【惩罚:失败扣除宿主寿命5年】

    1984年春晚,导演黄一鹤。

    前世的故事他记得清清楚楚。

    黄一鹤1983年底开始筹备第二届春晚,有一天坐车路过北京一个小饭馆,车窗没关,收音机里正好在放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

    黄一鹤当场拍了司机肩膀一巴掌:“停车!这谁唱的?我要这个人!”

    就是这么一次偶遇。

    一首歌从香港飘到北京,飘进一辆出租车,飘进春晚导演的耳朵里。

    张明敏的命运就此改写。

    但这辈子呢?难道要等跟上一辈子一样的故事?

    陈维正拿起笔,在北京的位置画了个圈。

    历史已经偏了。

    郑妮丈夫的死期都变了,蝴蝶效应已经开始扩散。谁知道黄一鹤那天还会不会坐那辆车?还会不会路过那个饭馆?

    收音机里还会不会放《我的中国心》?

    靠不住。

    完全靠不住。

    他不能赌一个“偶遇”。

    他得主动把录音带送到黄一鹤手上。

    怎么送?

    1983年,中港之间的沟通渠道很窄。你不能寄个包裹到央视说“导演你好,我这有首歌特别好听,麻烦你放到春晚上”。

    这样根本寄不过去。

    陈维正在地图上写了一个名字。

    郑妮。

    这个女人前世在内地发展得极好,人脉横跨文体两界。

    八十年代初她就开始往返中港,跟内地文艺系统的人有直接接触。

    如果能通过郑妮,把张明敏的录音带送到央视文艺部,再想办法让黄一鹤亲耳听到——

    不是“偶遇”。

    是“安排一场偶遇”。

    但问题也很明显。

    他跟郑妮不熟。

    然后,1983年的内地文艺圈对香港流行歌曲的态度非常微妙。官方既想引进,又怕引进。

    最后,张明敏唱的是爱国歌曲,这是优势,但也是双刃剑——你一个香港歌手唱爱国歌曲,是真心还是噱头?内地那边的审查逻辑跟香港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