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演。
商场。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捧红一支乐队的路数。
但乐迷们不这么想。
旺角有家唱片店，老板姓何，是个摇滚乐的死忠。
他在店门口贴了张手写的纸条：“beyond新专辑，正午唱片出品，敬请期待。”
有客人进来问：“何生，beyond的碟几时出啊？”
“快了快了，听讲正哥亲自监制。”
“正哥监制？那能差到边？《第二次人生》就是他做的。”
“就是啊！所以我提前帮你留货，你要几张？”
“先来两张。一张听，一张收藏。”
这种对话，在全港大大小小的唱片店里，每天都在发生。
正午唱片虽然没有官方宣布任何消息，但报纸上隔三差五就有一条“陈维正近日频繁出入录音棚”的报道。
配的照片是陈维正从录音棚出来，手里夹着烟，跟黄家驹并肩走在街上。
两个人在笑。
就这么一张照片，够乐迷们讨论一个礼拜了。
“正哥跟家驹关系这么好的吗？”
“你看家驹笑成那样，肯定是新歌做得不错。”
“我跟你讲，正哥出手，这张专辑绝对炸。”
可是。
有些人就不这么认为了。
原因很简单。
在香江乐坛，有一种现象叫“一碟歌手”。
什么意思？
出了第一张专辑，大爆。
出了第二张，扑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种事太多了。
雷安娜，1982年凭一首《旧梦不须记》红遍全港。
那首歌拿了十大中文金曲，电台播到烂，街知巷闻。
然后呢？
第二张专辑出来，没人买。
第三张更惨。
到了1984年，她的名字已经从排行榜上消失了。
蒋丽萍，1983年出道，第一张专辑凭《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打进排行榜前三。
所有人都说她是下一个天后。
结果第二张专辑一出，销量连前一张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蔡国权更典型。
一首《不装饰你的梦》唱到全港都会哼，但后面的专辑，再也没有一首歌能达到同样的高度。
这些名字，在1984年的香江乐坛，就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所以当有人说“陈维正也不过如此”的时候，确实有不少人点头。
《明报》娱乐版有个读者来信，写得很直白。
“陈维正的《第二次人生》是好碟，我承认。但一个人做出一张好碟，跟他能持续做出好碟，是两回事。贝多芬写了九首交响曲，但大部分人只记得第五和第九。天才也有高峰和低谷。”
这话说得客气。
不客气的多了去了。
唱片行的人私下聊天，话比报纸上狠多了。
“你知道正午唱片现在什么状态吗？陈维正一个人管电影、管报纸、管院线、管跟港府打架，你告诉我他哪来的时间做音乐？”
“一天就二十四个小时，他又不是哪吒三头六臂。”
“我听人讲，录音棚那边好多事情是黄家驹自己在搞，正哥只是挂个名。”
“挂名监制啊？那这碟能好到哪里去？黄家驹又不是什么大师，一个地下乐队的吉他手，你指望他做出百万销量？”
“做梦。”
这些话传来传去，越传越离谱。
到后来，连“正午唱片是空壳子”这种说法都出来了。
逻辑是这样的。
正午传媒的核心运营是谭韵芝。
一个人。
她要管财务，管法务，管版权，管电影发行，管院线排片。
再加上之前罗便臣搞的那一出假文件的事，她差点被逼到转移公司资产。
虽然最后化解了，但这件事在圈内传开了。
有人说正午内部管理混乱，有人说陈维正连自己的财务总监都控制不住。
某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唱片公司高层对记者说：“你去看看正午唱片的编制，几个人？音乐企划有几个？宣传团队有几个？他们把所有子弹都打在电影上了，音乐就是个附带的，捎带手的事。”
“签beyond？便宜嘛。四个地下乐手，不要片酬，不要分成，给口饭吃就行了。这不是在做音乐，这是在省钱。”
还有更难听的。
“你以为陈维正签beyond是因为喜欢摇滚？拉倒吧。他是看中了beyond身上那个‘独立’、‘反叛’的标签。”
“他现在两头不讨好，港府那边觉得他亲内地，内地那边又觉得他是港商不可靠。他需要一个符号来平衡自己的形象。”
“beyond就是那个符号。一支唱‘理想’、唱‘自由’、唱‘反抗’的乐队，挂在正午唱片旗下，等于告诉所有人：你看，我陈维正也不是只听紫禁城的话的。”
“这不是在做音乐，这是在做政治公关。”
这个说法在某些圈子里流传得很广。
尤其是那些跟正午传媒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恨不得把这套说辞印成传单到处发。
更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黄家驹本人。
“黄家驹的嗓子？你认真的？那个声音放在KtV包厢里吼两嗓子还行，做专辑？主打歌手？别搞笑了。”
“香江乐坛什么审美？谭校长的醇厚，张国容的磁性，梅艳芳的沙哑。你给我来一个‘公鸭嗓’？你这是在挑战全港市民的耳朵。”
“摇滚在香江就没有市场。你看看这几年，有哪支摇滚乐队真正红过？达明一派算吗？人家好歹还有电子跟新浪潮的元素打底。beyond？纯摇滚？死路一条。”
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舆论浪潮。
而这股浪潮的最高点，出现在了《星岛日报》的娱乐版上。
1984年4月15日。
距离《再见理想》正式发售，《赌圣》正式上映还有7天。
《星岛日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
作者：高天。
《星岛日报》首席乐评人。
在1984年的香江乐评圈，高天这个名字还是有分量的。
他写乐评写了快十年，从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写到谭校长的《爱在深秋》，笔锋犀利，用词毒辣，在行内有个外号叫“高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