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好。”
他竖起一根手指。
“根据1984年《警察纪律规例》，疏于职守，可以被警诫、谴责、扣薪、降级，严重的直接革职。革职是什么概念？退休金没了。”
“如果有人查出差佬收了盗版商的好处费，那就不是纪律问题了，是《防止贿赂条例》的刑事犯罪。坐牢。”
“我不需要每个差佬都配合。我只需要每次报案的时候，带上《正午日报》的记者。”
“差佬敢不出警，第二天报纸上就会登一条新闻：某区警署接到市民举报盗版犯罪，拒绝出警。”
“你觉得他们丢不丢得起这个人？”
谭韵芝的背脊出了一层薄汗。
她看着陈维正的眼睛，正哥为什么那么迷人。
自己痴迷正哥，不就是他这运筹帷幄的模样吗？
“三周之内，至少端掉六十个盗版摊位。”
陈维正接着说，“每端一个，当天登《正午日报》第三版。白纸黑字，照片配齐。”
“买正版有保障，买盗版要坐牢。”
“老百姓又不傻。看两期报纸就知道该买哪个了。”
谭韵芝把计划书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七天的排期表。
“这是……”
“《正午日报》会有连续一周的专栏。”
陈维正拿起那页纸，“每天一个主题，天天不重样。”
“周一，写盗版产业链的利润流向。”
他敲了敲桌面。
“你知道庙街那些盗版碟的钱最后流到了哪？不是流到了那些摆摊的小贩手里。”
“小贩一张碟赚两块钱，跑腿的。大头去了谁那？去了后面的人那里。”
“油麻地的几条街，鸭寮街的几个仓库，深水埗那几栋旧楼里面藏的刻录工厂。”
“这些东西背后是谁？是几个跨区经营的团伙。他们拿着压碟机和翻录设备，每个月出货几十万张。”
“一张碟成本两毛钱，卖十块。你算算这利润。这些钱进了他们的口袋，摊贩赚个辛苦费，创作人一分钱拿不到。”
“你花十块钱买了张盗版碟，你以为你省了十五块。其实你那十块钱养的不是音乐，是这条链上最黑的那个环节。”
谭韵芝看着他一口气说完，忘了插嘴，因为这是直接将盗版的行业内幕揭露出来了啊！
“周二，刊黄家驹的创作手记节选。”
陈维正放慢了语速。
“上次那篇写他妈的，反响不错，后面让他写排练，写在土瓜湾那个破排练室里弹坏了几根琴弦。”
“写他们攒了三个月买了一套二手音箱，结果第一天就烧了一个喇叭，写四个人凑钱修喇叭，修完了继续排，修不好就拿纸板糊上，糊上之后音色怪了，干脆改成一首新歌。”
“这种东西不用编。黄家驹的日子本来就是这么过的。让他照实写就行。”
“周三，会员故事。”
“从登记的会员里面挑三个人，让他们写投稿。不用长，两三百字。”
“写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写自己第一次听到试听角那三十秒的时候在想什么，写自己拿到歌词卡的时候抄了一遍贴在床头。”
“真实的读者、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声音。比我写一百篇广告都管用。”
“周四，盗版查处现场报道。配图。”
“前三天打完的那些摊位，素材够用了。记者跟拍的照片，法务团队取证的画面，查扣的盗版碟堆成小山的画面。”
“不用煽情，平铺直叙就行。事实够硬，不需要修辞。”
“周五……”
陈维正停了一下。
他把烟点上，吸了一口。
“周五我自己写一篇。”
谭韵芝看着他：“写什么？”
“写版权。”
他把烟灰弹掉。
“标题就叫：让写歌的人站着吃饭。”
谭韵芝没吭声，等着他往下说。
陈维正把烟夹在指间，开口了。
“我打官司不是为了赚钱。正午唱片不缺这点律师费。我打这些官司，是因为有些事不能再装看不见了。”
“一个年轻人在出租屋里写了三个月的歌。他把吉他弹到指头出血，把嗓子唱到说不出话。他没跟任何人抱怨，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等到歌终于录完了、碟终于压出来了，他站在唱片店门口，等着有人走进去买他的碟。”
“结果隔壁街的盗版摊上，他的歌已经十块钱三张了。”
“他三个月的心血，连一碗叉烧饭的利润都换不回来。”
“你觉得这公平吗？”
“有人说，盗版便宜，老百姓买得起。这话听着有道理。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写歌的人吃不上饭，谁还写歌？如果弹琴的人付不起房租，谁还弹琴？”
“今天你买了一张十块钱的盗版碟，明天写这首歌的人就去工厂拧螺丝了。后天你想听新歌，没了。不是他不想写，是他写不起了。”
“我陈维正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跟谁过不去。我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写歌的人，应该能站着把饭吃了。”
“不用跪着求人，不用看人脸色，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品被人偷走还赔着笑。”
“正午唱片愿意做这个出头鸟。打得赢，打；打不赢，也打。”
“因为如果连我们都不打，这行就真的没人管了。”
谭韵芝坐在那，手里的计划书已经翻不动了。
她把纸放下来，抬头看着他。
“周六呢？”
“周六简单。正午院线加正午唱片的联动优惠提醒。告诉读者，拿着《赌圣》的票根可以八折买碟，拿着碟里的编号卡可以抽电影票。行动指令。”
“周日呢？”
“周日登数据。第一周的正版销量。白纸黑字。卖了多少张，哪个区卖得最好，哪家茶餐厅补了三次货。”
“用数字说话。不吹牛，不煽情。卖了就是卖了。”
陈维正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七天。从周一到周日。每天一篇，每篇一个角度。”
“看完这七篇文章的人，以后去买碟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这碟多少钱’。”
“是‘这碟是正版还是盗版’。”
“当‘正版’这两个字从一个商业概念，变成一种道德判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