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是八月十二号来上海的。
她这次不是来进货的，是来吵架的。
“我舅舅让我跟你们说清楚。”她坐下就说，“你们那个盒子，七千二，我柜台上摆了三个礼拜，问的人有，买下去的少。”
“少多少。”
“头一个星期五台卖完，第二个星期我进了二十台，卖了七台。”她说，“第三个星期我一台都没进。”
“为什么。”
“因为旁边那家写一万。”
苏晓从包里拿出一台机器放在桌上。黑色的壳，比他们的厚，正面印着白字：mAh。
“一百二十八块钱。”她说，“比你们贵一倍，卖得比你们快。买的人不懂毫安时是什么意思，他只认得数大。”
“东西呢。”
“东西我拆了。”
她把壳子掰开。里面是三颗电芯，比他们的细，钢壳上印的字都磨得看不清了。
童晓棠那天正好在车间，她把那三颗电芯拿进实验室，接上测试柜。跑到下午三点，数出来了。
三颗加起来，四千九百毫安时。
“标一万二，实测四千九。”江远说。
“对。”
“那为什么还卖得掉。”
“因为它写在盒子上。”苏晓说，“客人不会买一台回去拆开看。他要到下个礼拜手机没电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数不对。到那个时候，他找的是我，不是深圳那家厂。我给他换一台，他一肚子气，我就不做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来找你们。”苏晓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说。”
“你们也印。”她说，“你们实测七千九，印八千，谁也说不出话。你们的盒子换个新的，我这边一个星期能出两百台。”
江远没有马上答。
他拿过那台一百二十八的机器，看了看，又放下。
“你算一下。”他说，“印八千，一台多卖多少。”
“三块。”
“两百台多卖六百。”江远说，“六百块钱，我为什么不做。”
“对啊。”
王海涛那天也在。
“六百块不是六百块。”他说，“苏老板一个星期两百台，一个月八百台。一台多卖三块，一个月两千四。”
“两千四。”
“对。”王海涛说，“两千四，是童晓棠那四个全检工人半个月的工钱。”
“所以呢。”
“所以我把这个数记下来。”王海涛说，“你最后要不要印，是你的事。这个数我得留在这儿，以后你自己看。”
他从本子上撕下一页，夹在黑板旁边那张纸底下。
“因为这一批我印八千，下一批别人印一万二，我再印一万四。”江远说，“三年以后我柜台上摆的是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
苏晓把嘴闭上了。
“我们以后要卖的东西，不是靠在义乌多卖两块。”江远说。
他把那台拆开的机器推回苏晓面前。
“我反着来。”他说，“我给你加一条。”
“加什么。”
“你卖我们的货，盒子上的数就是底线。”江远说，“谁买回去，拿设备测出来不到七千二，这一台我赔他一台新的，旧的不要了，运费我出。你把这一条印在你柜台的牌子上。”
苏晓看着他，看了好几秒。
“你知道这句话印出去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意思是我店里从此多了一条要赔钱的规矩。”苏晓说，“要是有一台真的测出来六千八，我赔他一台，我得跟你要两台。”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只印七千二，你不信我。”江远说，“我赔一次，你就信了。”
童晓棠从实验室出来，手里拿着刚才那三颗电芯。
“我说一句。”
“说。”
“他们标的不是容量，是愿望。”她说，“容量怎么算，是有说法的。放电放到二点七五伏，出来的数是一样。放到三点零伏，那个数能多出百分之八。放完立刻读，和放完搁半小时再读，又差百分之二。”
“所以他们标一万二，是在三种算法里挑最大的那个数，再挑三颗电芯里最好的那一颗。”
“对。”
“那我们标的七千二是什么。”
“是四颗电芯平均放电到二点七五伏，取最差的那一台，再打九折。”她说，“三种里最小的一个，最差的一台，再砍一成。”
江远把那三颗电芯看了很久。
“也就是说我们标少了。”
“标少了一千七。”她说，“按外面的算法，这台机器可以标一万。”
“不标。”
“我知道你不标。”她说，“我只是把这个数告诉你，免得你哪天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苏晓那天下午没有签进货单。她只拿了两台走。
出门的时候她回头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做生意，像是准备做很久。”
“是准备做很久。”
“做多久。”
“不知道。”江远说，“比三年长。”
八月下旬，苏晓那边转来一封信。
是打印的，A4纸，字很大。写信的人姓李，在桐乡开一家小超市，买了三台。他在信里写：一台给儿子送去学校，一台留在店里，一台给了他老婆。用了两个礼拜，儿子说学校里三天找不到插座，靠这个撑过来了。
信的最后一句是：你们的盒子上写七千二，我拿手机充，能充三次半。够了。
江远把那封信贴在实验室门口那张小桌子的边上，就贴在那颗炸开的电芯下面。
八月，他们一共出了六百四十台。
一千五百台拆完重做，外壳改了模，泄压槽开了两条，探头移到了电芯上。重做的第一批跑了两轮整机测试，第二轮有一台在充电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温升到五十二度，被童晓棠当场拎出来报废。
六百四十台里，有十七台报废在厂里。
“报废率。”童晓棠在本子上写。
“百分之二点六。”江远说。
“对。”
“同行是多少。”
“同行不测。”她说，“所以他们报废率是零。”
王海涛把这六百四十台算了一遍。
六百四十乘三十三，两万一千一百二十。
“卖不掉的东西堆在仓库里，是负的。”他说，“我们八月靠什么。”
“万能充。”
“万能充八月出了多少。”
“四万八千个。”
“一个赚三块二。”王海涛在本子上写，“十五万三千六。”
他把那一笔和这一笔并在一起。
“所以现在是万能充在养移动电源。”他说，“跟去年游戏养我们一样。”
“不一样。”江远说，“游戏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万能充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一样在钱上。”
九月七号，苏晓的电话。
“出事了。”
“说。”
“隔壁那家速能，卖出去三千台，全退了。”苏晓说，“中东那边的一个单，客人拿设备一台一台测，一万二标称，实测四千九。退回来三千台，运费、关税、销毁，听说赔了十几万。”
“你们那边呢。”
“我们那边这一批，四个人来测。”苏晓说，“测完一个都没退。”
“测的什么。”
“他们拿自己的手机充，充满两次。两次以上就留下。”她说，“有两个当场打开盒子看你们的字。看到七千二，问我是不是装错了。”
江远在电话这头笑了一声。
“你跟他们怎么说。”
“我说这就是写在上面的数。”苏晓说，“你要是不信，你测。”
九月十号，苏晓传过来一张单子。
上面是一行数：一千二百台。
“头十天。”她在电话里说，“一天一百二十台。我这边现在只有你们的货可以摆在台面正中间，别家我都往里挪了一格。”
“价格呢。”
“我按六十二走的。”
“出厂价我还没有涨。”
“那你涨。”苏晓说，“我今天就按六十四走。”
出厂价江远没有动，还是五十九。涨的是苏晓那一头——她九月把批发价从五十九提到六十二，十月又提到六十四。
王海涛把这笔账重新算了一遍。五十九减二十六，一台毛利三十三。
“三十三要乘多少台，才等于那六万个万能充。”
“五千八百台。”江远说。
“你八月出了六百四十台。”
“我知道。”
“九月呢。”
“看苏晓的单子。”
江远把电话放下，在纸上写了一个数。
一天一百二十台。
王海涛算过，移动电源要一天两百台，才顶得上万能充一个月六万个的毛利。
他差了八十台。
那天晚上他把那张纸贴在排产表的右上角。贴的时候周维在旁边看着。
“还差八十台。”周维说，“你说这八十台，会从哪儿来。”
江远没有答。
他把排产表上那两种颜色重新看了一遍。灰色的格子排满了整个八月，蓝色的只占了一角。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蓝的彩笔，把九月的格子一格一格涂过去。涂到第十格，笔没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