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那个电话，他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问家里好不好。第二句问他妈最近身体怎么样。第三句问家里存折的账号。
他妈在那头停了一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给你汇点钱。”
“你有多少。”
“你先告诉我账号。”
第二天上午，他和王海涛去了嘉定那家工商银行。
路上王海涛问了一句：“为什么是三十万。”
“我算过。”
“你算的什么。”
“我妈在纺织厂内退，一个月一千一百块。”江远说，“三十万，是她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王海涛没有说话。
“我爸在自来水公司抄表，一个月一千六，抄了二十六年。”江远说，“他这辈子没拿过一笔超过两万的现钱。”
“那你为什么不汇五十万。”
“汇五十万，她会睡不着。”江远说，“三十万，她还能告诉自己这是儿子挣的。”
柜台前排着五个人。他们拿了号，坐在塑料椅子上等。等的时候王海涛从包里翻出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两张卡和一张写着账号的纸条。
“我再问你一遍。”他说，“这三十万，从哪一栏出。”
“我这一栏。”
“你这一栏是空的。”王海涛说，“你去年把三百多万全投进来了，你自己那份早见底了。”
“那就先借。”
“借谁的。”
“借公司的。”江远说，“从我的分红里扣。”
王海涛看了他一会儿。
“你还有分红吗。”
“以后有。”
轮到他们的时候，柜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工牌上写着姓周。
“办什么。”
“汇款。”
“汇多少。”
“三十万。”
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站着的王海涛。她低头在电脑上敲了几下。
“收款人是。”
“我妈。”
“关系一栏要填直系。”
“母子。”
“用途。”
“家用。”
姑娘把第一张凭证推过来。江远在收款人姓名那一栏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成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他看着那三个字愣了两秒，把纸揉了。姑娘又递给他一张。
“姓名是填收款人。”她说。
“我知道。”
第二遍他写对了。写到地址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因为他不记得门牌号后面是七号还是三号，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七号。
姑娘把一张电汇凭证推过来，三联，黄白红。江远拿笔，一笔一笔地填。收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开户行，账号，金额。填到金额那一栏，他把“三十万”写成“叁拾万元整”，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王海涛在旁边站着，看着他一笔一笔写。
填到附言那一栏，只有六个字的地方。江远停了一下。
“写什么。”王海涛问。
他没有答。他在那六个字的位置上写了两个字：家用。
手续费五十元，封顶。姑娘说，跨省两天到账。
“要不要短信通知。”
“要。”江远说，“留我的号。”
他在单子上写了自己的手机号，十一位。写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他顿了一下——他妈不会看短信，到时候打电话问他的，还是她。
出门的时候王海涛说了一句：“短信一到，你就得接电话。”
“我知道。”
出了银行，太阳有点晃。王海涛把凭证的第二联折起来，塞进包里。
“这笔钱我不记在支出里。”他说。
“记哪儿。”
“新开一页。”王海涛说，“写你的名字。你哪天还完，我哪天撕。”
“随你。”
“还有一句。”王海涛说，“这事别跟周维他们说。”
“为什么。”
“说了，他们也要汇。”
那天下午回到厂里，王海涛真的新开了一页。他在最上面写：江远·往来。下面第一行写：三月十日，汇杭，叁拾万元整。第三行写：无息。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没有拿皮筋绑。他拿着本子在桌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又坐下。
“你要是早两年说这句话，”他说，“我当时会拦你。”
“现在呢。”
“现在我不拦。”王海涛说，“但我记着。”
钱是三月十二号到的。
那天晚上九点四十，厂办公室那台电话响了。江远接起来，是他妈。
“钱到了。”
“到了就好。”
“你哪来这么多钱。”
“挣的。”
那头没有出声。江远能听见她在喘气，喘得不匀。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
“你在上海做什么。”
“做电池。”
“做电池能挣三十万。”
“能。”
“你说实话。”
江远把手里的笔放下。他看了一眼桌上摊着的那张料单，料单上第一批一千块板子的元件明天到。
“妈。”他说。
“你别叫我。”他妈说，“你跟我说，这钱是不是借的。”
“不是。”
“是不是跟人凑的。”
“不是。”
“那你卖给谁的。”
“卖给做手机、做充电器的。”江远说，“一个月出几千块板子，一块赚六块。”
“六块。”他妈重复了一遍，“那要卖多少块，才有三十万。”
“五万块。”
这话说出口，那头又安静了。江远听见她在心里算。她做了十几年统计，算这种账不用纸。
“五万块板子。”她说，“你哪来的五万块板子。”
“做了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你做了五万块。”
“嗯。”
“你晚上几点睡。”
江远没有答。
“你说。”
“不一定。”
那头叹了一口气。她做了十几年统计，最不喜欢听见的三个字就是“不一定”。
话筒那边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接着是他爸的声音，很轻，只问了一句：“你自己够不够用。”
“够。”
“够就行。”
话筒又回到他妈手里。她的声音低下来了。
“江远。”她叫他全名。
“嗯。”
“这钱哪来的。”
“做生意赚的。”
那头静了很久。江远能听见楼下小卖部在收摊，铁门拉下来，一下一下地响。
“你别干犯法的事。”他妈说。
“我知道。”
那头又静了一会儿。
“你上大学那年，”他妈忽然说，“我翻遍了箱子，手里就三百二十七块五。”
江远攥着听筒，没有出声。
“我跟你说够了够了。”她说，“其实那一年，我把你外婆留的那只镯子押出去了，秋天又赎回来。这事你爸不知道。”
他听见自己的呼吸。
“妈。”他说。
“你别说话。”她说，“我就是跟你讲一下。”
“钱我给你存着。”她说，“一分不动。你要是哪天回来，我拿给你看。”
“好。”
“你那个证的事，别耽误了。”
“耽误不了。”
“你爸这两天腰又疼，贴了膏药。”
“让他去医院。”
“他不去。”
“那你跟他说，钱我出了。”
“吃饭按时不按时。”
“按时。”
“那就这样。”
电话断了。
江远拿着听筒站了一会儿，把听筒挂回去。办公室的灯是那种最普通的日光灯，白得有点晃。他关了灯，下楼。
楼下的小卖部已经关了，卷闸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烟酒”。路灯下面蹲着一只黄猫，看见他就走了。
他在那盏路灯底下站着。
三月的上海，夜里还是冷的。他把手插在裤兜里，摸到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是银行那张凭证的第三联，他忘了给王海涛。
他把它打开看了一眼。金额那一栏是他自己写的：叁拾万元整。附言：家用。
他知道他妈为什么会问三遍。
一个二十二岁的儿子，突然寄回来三十万，她能想出来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是她儿子中了彩票，一种是她儿子犯了法。
彩票比犯法更不靠谱。
他又想起那三百二十七块五。
那年他十九岁，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手里有七百零三块五。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起点，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有他妈的箱子底，有他外婆的一只镯子。
现在他一次汇过去三十万，是那个数的九百多倍。
他在路灯底下把这个念头过了两遍，没有觉得痛快。他只觉得自己刚才在电话里答得太快。“做生意赚的”这四个字，说得太轻了。
他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兜里。
楼上办公室的窗户没有关。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块黑里有一点光，是从车间那头漏出来的。童晓棠还没走。
他上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走到三楼灯灭了，他站住，跺了一下脚，灯又亮。
他一边走一边想那三十万。钱汇出去，他账上那个数就少一格。王海涛会把它记着，一直到他填完为止。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妈这辈子大概从来没有见过三十万块钱放在一起。她见到的会是一个数字，一张存折上的一行。
这样也好。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那张料单还摊着。
第一批一千块板子的料明天到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