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王海涛做了一张表。
那张表一共有七列，列的名字从上到下依次是：月份、嘉定产线、常州产线、外购、合计、去年同月、差。
表上的数是一月四千二百万，二月四千八百万，三月五千五百万。五月破七千万，九月破九千万，十二月最高，一亿零七十万。
江远把这张表从下往上看了一遍。
“十二月为什么最高。”
“因为常州那边十一月验厂，十二月开始出货。”王海涛说，“这一档是三月才并进来的。”
“并进来之前是三月。”
“并进来之前是三月。”他说，“所以前年一整年，我们是一亿七千万颗。”
表从去年一月开始排，一直排到去年十二月。
排完以后，他在最下面一行画了一个框。
框里是最后一个数：十二月，一亿零七十万颗。
他把这个数圈起来，拿到江远桌上。
“这个月。”他说，“我们第一次过一亿。”
江远看着那个数。
“去年是多少。”
王海涛翻到另一页。
“再往前一年，我们月产一万二到八万，加起来三百二十万。”他说，“前年一千七百万，去年这张表，九亿。”
“两年，从三百二十万到九亿。”
“是。”
“明年呢。”
“不知道。”王海涛说。
他把那张纸往江远面前推了半寸。
“我不知道明年。我知道我算不出后年。”
江远抬起头。
“算不出。”
“我算过了。”王海涛说，“常州那条线是头一个月全量出货，一亿是堆出来的。月月都出一亿，我们现在做不到——全国的盘子也吃不下那么多。”
“那你觉得能做到多少。”
“极限。”王海涛说，“消费类锂电，全国一年五十多亿颗。”
江远把这个数在纸上抄了一遍。
“全国五十亿颗。”他说。
“对。”王海涛说，“照十二月这个速度，一年十二亿颗。我们占全国两成二。”
他在纸上把这两个数并排写好，中间画了一道竖线。
“两成二。”他说，“江远，我们已经吃到两成二了。”
那道竖线画得很直。
“再往上是什么。”江远问。
“没有了。”
“怎么叫没有了。”
“我问过三个人。”王海涛说，“一个是做胶壳的，一个是做铝塑膜的，一个是给电芯厂供气体的。三个人说的数差不多：消费类锂电，全国明年到顶，五十五亿到六十亿颗。”
“到顶以后呢。”
“到顶以后就是往里挤。”王海涛说，“谁挤掉谁。”
江远把这张纸看了很久。
“所以我们到哪儿。”
“我们到顶了。”王海涛说，“我们现在是两成二。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最多两成五。”
“两成五。”
“我已经按两成五排过了。”王海涛说，“按两成五算，明年我们的营收大概十五到十八亿。”
江远没有说话。
“江远。”
“嗯。”
“我算了三条路。”王海涛说，“第一条，加产线。这个我算过了，算不出来。第二条，去海外。第三条——”
他停了一下。
“第三条是什么。”
“第三条是换一种东西做。”“第一条我算不出来，是因为要人。”王海涛说，“我们一月一亿颗靠的是常州那边的老工。要再往上，我要再去买一个厂，或者自己再开两条线。买一个厂五亿二，自己开两条线六亿七。这些钱我拿不出来。”
“那第二条呢。”
“去海外。”王海涛说，“越南、印度的厂在招人，条件开得比我们低。但是我们的板子出去要重新认证，一套认证下来八个月。八个月里我们一分钱赚不到。”
江远抬起头。
“什么东西。”
王海涛没有答。他把另一张纸拿过来，那张纸上只写了两行字。
第一行：一只小电芯。
第二行：一只大电池。
那天下午童晓棠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个东西。
一个是小电芯，就是他们现在做的，两千二百毫安时，铝塑膜软包。
另一个很大，比手掌还大，黑色，外壳是一块金属。
“这个是什么。”江远问。
“大电芯。”童晓棠说，“我做电池的时候从资料上看过，没有做过实物。这个是我托人从山东买回来的一只样品，一百安时。”
她把两只电芯并排放在桌上。
小的和大的差了五倍。
“这一只。”她指着小的，“八块五。”
“这一只呢。”
“五百四。”
王海涛把这两个数记在那张纸上。
“三点二伏，一百安时。”童晓棠说，“三百二十瓦时。”
“一顶多少。”江远问。
童晓棠想了一下。
“一顶六十多颗。”
“六十多颗小电芯顶一只大电芯。”江远说。
“对。”
“价钱呢。”
“六十多颗是五百一十块。”童晓棠说，“这一只是五百四。”
江远看着桌上那两个东西。
“成本呢。”他问。
“这一只我们做不了。”童晓棠说，“做得了的话，不会是五百四。”
“这一只是哪来的。”
“山东一家厂，去年产了三十几只，卖不动。”童晓棠说，“我托人买了六只，单价一百八。”
“六只就是一千多。”
“一千零八十。”童晓棠说，“他们是当废品处理的。”
“那是多少。”
“我算过。”她说，“人工、设备、厂房加起来，一条大电芯线是三亿八千万。一只合格的大电芯，成本大概三百二。”
“八百块。”江远说。
“三百二。”童晓棠说。
“三百二跟五百四差二百二。”
“差二百二。”
江远把这三个数写在纸上：小电芯成本六块七，卖十块五。大电芯成本三百二，卖五百四。
写完他看了很久。
“卖五百四。”他说，“一辆电动车用几只。”
“一套用六十到八十只。”童晓棠说，“一只车要用十几到二十万。”
“这两个东西的差别不只是大小。”童晓棠说，“小电芯做的是能量，做的是容量，一颗两千二百毫安时就是两千二百毫安时。大电芯做的是功率和寿命。”
“功率。”
“一辆车加速的时候，要的不是两千二百毫安时，是几百安。”她说，“所以大电芯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测试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一条线，从头到尾都对不上。”
“那要做出来要多久。”
“一条线，一年。”童晓棠说。
王海涛在旁边算。
“一辆车十几万。”他说，“小电芯一个月卖一亿颗，一颗赚三块八，一个月赚三亿八千万。”
“对。”
“大电芯一个月要做多少。”
“产能是两条线。”江远说，“一条线一个月做八千只，两条一万六。”
“一万六只一只赚二百二。”王海涛说，“一个月三百五十二万。”
“小电芯三亿八千万。”
“差一百倍。”
江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
黑板上还留着上一行字，是上个月写的“六块七”和一个圈。
他把那一行擦掉了。
擦完他在黑板中间写了两个字。
写的是：大电池。
写完他没有动，就站在那儿看。
那年他二十五岁。他站在黑板前面的样子，后来被陈小满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穿着那件旧夹克，右手还捏着一支粉笔。
“江总。”陈小满说，“你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手在抖。”
“是吗。”江远说。
“抖了。”
“那拍下来。”
那天晚上，江远跟王海涛谈了一次话。
谈的是招人。
“你说招什么人。”王海涛问。
“不懂电池的人。”
王海涛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招的全是懂电池的。”江远说，“工程师、工艺师、实验室的人，全是从这一行里出来的。”
“他们不够用吗。”
“不够用。”江远说，“他们懂小电芯。懂小电芯的人，做大电芯跟没懂一样。”
“那要什么样的人。”
“懂车的人。”江远说，“或者懂电网的人。要么是干了二十年发动机、现在厂子关了的人。”
“这些人不好找。”
“不好找。”江远说，“但是找得到。”
他停了一下。
“而且便宜。”
王海涛把那两个字写在本子上。
“懂车的人。懂电网的人。”他说，“我这就去打听。”
“还有一样。”江远说。
“什么。”
“还有一句。”江远说。
“你说。”
“招人的时候，不要问学历。”他说，“这行里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干了二十二年机器的老师傅，一个是原来做摩托车维修的。”
“那个摩托车的呢。”
“他在常州。”江远说，“我上周去，他答应来看看。”
“不要招那些一上来就说自己懂大电池的。”他说，“这一行现在没有人懂。谁要说自己懂，那是假的。”
“名单你先列。”江远说，“列二十个。”
“列二十个干什么。”
“十八个是招的，两个是备着的。”江远说，“我每次招人都留两个位置，那两个位置给随时可能走的人。”
“为什么。”
“因为走的人也要有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