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孙着走了。沈知知低下头继续写她的报告，笔尖划过纸面的时候带了点力，把最后一个句号压重了些。
六月，她收到了从红星大队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的字变了——不再是陆凛歪歪扭扭的字体，而是用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还带着刚学写字的稚嫩。
她拆开，里面是一张作业本的纸，对折了两道，正面用铅笔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屋顶冒着炊烟，房前站着三个人——一个大人的轮廓，两个小人的轮廓，画得粗笨，但能认出大概是、和。
画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妈妈，我的画得了优。
沈知知捏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窗外太阳明晃晃的，蝉声从老槐树上传进来，一声接一声地拉长了。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院子里几个小孩在跳绳，绳子甩在地上啪嗒啪嗒响，笑声脆生生的。
她把手里的画折好，放进抽屉里。跟之前那几封信叠在一起。
她没有回信。但那天下午她去邮局汇钱的时候，多汇了五块，附的字条上写了两个字的简短批注：画收到了，画得好。
六月的蝉鸣很长。她站在邮局柜台前面填汇款单的时候，笔尖在栏里停了片刻，最终只写了那六个字。她把单子递进去，转身走了。
出了邮局大门，顾晏廷的吉普车停在路边等她。他摇下车窗看着她从台阶上走下来，阳光把她的头发晒得发烫，她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坐进来。
去哪儿了？
邮局。寄钱。
走吧，妈说今晚包了荠菜馄饨，让你早点回去。
沈知知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风灌进来吹着她耳畔的碎发。她看着路边一闪而过的梧桐树和行人，忽然开口：顾晏廷。
我现在挺好的。
顾晏廷偏头看了她一眼，目光从她脸上滑过，没说话，伸手过来拍了拍她膝盖。
车子拐进家属院大门，停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沈知知推门下车，踩着满地碎碎的槐花往楼道里走，脚步不急不缓。身后顾晏廷锁了车跟上来，两人并肩上了楼，楼道里飘着各家各户晚饭的香气，混着油烟和葱花味儿，热腾腾地扑了满脸。
沈知知走在那簇新的楼道里，上台阶的时候脚步稳当，腰背笔直。
她回头看了一下来路——土坯房、田埂、牛车、那个在村口哭着的男人、那个朝她挥手的小影子——全都远远的，远远的，像是另一辈子的事。而这辈子，她走在自己铺好的路上，前面亮堂堂的，身边有人并肩走着。
她转回头，推开家门。馄饨的香气扑面而来，方淑华的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回来了？快来洗手帮忙端碗。
来了，妈。
沈知知笑着应了一声，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的风吹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市革委会改制，改革小组升格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许副主任成了办公室主任，沈知知顺理成章地提了正科，手底下管着五个人。
她被正式任命的那天，方淑华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叫了沈家父母一块儿过来吃饭。两家人围坐在一张圆桌前，沈建国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要敬我闺女一杯，王秀兰在旁边红着眼眶拿手绢擦眼角。方淑华往沈知知碗里不停夹菜，嘴上说着多吃点多吃点，当领导了得多补补。
沈知知坐在顾晏廷旁边，端着酒杯跟他们一个个碰过去，笑着喝了半杯白酒，脸颊晕上一层薄红。
顾晏廷在桌子底下握住她垂下来的那只手，指尖慢慢摩挲她的指节。她侧头看了他一眼，他冲她微微点了下头。
什么话都没说，但意思够了。
1979年春天，沈知知经手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关于推进市属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行意见。这份方案从起草到落地前后经历了三个月，开了不下二十场论证会，修改了十好几稿。最终稿签批的时候，主管副市长的笔刚放下，沈知知的名字就传遍了发改办上下。
方案主要是沈科长主笔的。许主任在会上当众强调，年轻人有冲劲，思路活，咱们要多给机会。
沈知知坐在会议桌侧边，笔记本摊开在面前，面上不动声色地做着记录，心里清楚——从这一刻起，她在这个系统里算真正立住了。以前她是顾晏廷的太太许主任提拔的人，现在她是沈知知同志，那份承包方案的主笔。
头衔变了，分量就不一样了。
四月里的一天，沈知知刚从发改委的会出来，门卫递给她一封信。她接过来一看，又是红星大队的，但字迹变了——这回不是陆凛歪歪扭扭的笔，也不是赵桂芬潦草的字，而是工工整整的铅笔字，一笔一划透着认真劲儿。
她边走边拆开，里面是两张纸。第一张是信，写在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
妈妈你好，我是陆念安。我上二年级了，今年考了第一名，老师说要给家长报喜。我奶奶身体不好，爸爸上工去了，我就自己给你写信。我画了新的画，送给你。
第二张纸就是画。画的是一棵大树，树底下站着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和一个大人模样的人，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妈妈。虽然画得笨拙，但能看出来扎辫子的小人衣服涂了红色，笔触格外用力。
沈知知站在发改委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把信和画看完。四月的阳光温温地照在纸面上，铅笔字的痕迹微微泛着光。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把那幅画又展开看了看——扎辫子的小人笑得嘴弯成了一道月牙，旁边的两个字描了又描，铅笔芯蹭得那个区域黑了一片。
她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把画也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