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得很快。
祁同伟申请转系的事，像一阵风，刮遍了整个汉东大学。政法系的教室里、食堂的饭桌上、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有人在议论。
“听说了吗？祁同伟要转系了！”
“不可能吧？他可是咱们系的高材生，学生会副主席，前途无量啊！”
“真的假的？他疯了吧？”
“听说是转去金融系……”
“金融系？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但没有人敢当面问他，祁同伟虽然平时待人温和，但身上总有一种让人不敢随意冒犯的气度。
真正让这件事发酵的，是高育良的态度。
高育良是政法系的教授，也是祁同伟最敬重的老师。他三十五岁左右，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是汉东大学公认的学问最好的教授之一。
他对祁同伟一向欣赏有加，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祁同伟是他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
所以，当高育良听说祁同伟要转系的消息时，他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祁同伟来我办公室。”
祁同伟站在高育良的办公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门是虚掩着的。他敲了敲，里面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进来。”
他推门进去。
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极为雅致。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书、笔筒、砚台。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宁静致远”，笔力遒劲。书架占了一整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满满当当的全是书。空气中弥漫着墨香和纸香，混在一起，有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力量。
高育良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握着一支毛笔，正在写字。他没有抬头，笔尖在宣纸上缓缓移动，一撇一捺，沉稳有力。
祁同伟没有出声，站在那里等着。
窗外有鸟叫声，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过了好一会儿，高育良放下笔，抬起头。
那张脸，祁同伟太熟悉了。
方正的下巴，深邃的眼睛，嘴唇薄而坚定。眼镜后面的目光，温和中带着审视，像一位慈父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孩子。
“坐。”高育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祁同伟坐下来。
“听说……”他终于开口，声音平淡，“你要转系？”
“是。”祁同伟点头。
“为什么？”
“想换个环境。”
高育良放下茶杯，看着他的眼睛。
那目光温和，却有一种让人无处躲藏的穿透力。
“祁同伟，”他说，“你是政法系最好的学生，你的逻辑、思辨、表达能力，都是顶级的，你有成为一名优秀法律人、优秀政法官员的潜质。这一点，我不说你也知道。”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一些。
“这个时候转去金融系，你有没有想过意味着什么？”
祁同伟没有说话。
“政法，是一个国家的基石。”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荡，低沉而有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再发展，也不过是沙上之塔，风一吹就倒了。”
他转过身，看着祁同伟。
“你选择金融，是舍本逐末。”
祁同伟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高育良走回书桌前，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念道：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这不是我说的，是古人说的，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这个道理。今天，你告诉我，你要放弃政法，去学金融？”
他把书放下，声音里多了一丝痛心。
“就像古代的学生，不去考科举，不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而跑去经商，你觉得，这不可笑吗？”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祁同伟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育良。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高育良从未见过的光。
不是学生看老师的恭敬，不是年轻人听长辈教诲的顺从，而是一种……平等的、审视的、甚至带着一丝悲悯的目光。
高育良微微一怔。
“高老师，”祁同伟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您说的，我都明白。”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回忆什么。
“法治是基石，这个道理我懂，但我有一个问题。”
高育良看着他：“你说。”
“基石上面盖什么？”
高育良一愣。
祁同伟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透了透气，将房间内那股陈年腐旧的味道散了散。
“国家最大的政策，现在是什么？”他转过身，看着高育良，“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大局，是根本。”
他的声音渐渐坚定起来。
“政法重要，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高老师，老百姓首先要吃饭，十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天大的事，没有经济发展，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没有房子……法治再好，又有什么用？”
高育良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这是实用主义。”他说，“把法治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
“法治本身就是工具。”祁同伟说，“国家是工具，法律是工具，一切制度都是工具。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点，您不否认吧？”
高育良沉默了。
祁同伟继续说：
“我不是不重视法治，我是觉得，一个人不能只会一样东西，政法系统的人，眼界太窄了，他们看什么问题，都从法律的角度看，从权力的角度看，但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法律和权力。”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在建设的工地上。
“还有经济，还有市场，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饭碗，这些东西，政法系不教，但时代需要。”
高育良的脸色变了。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这个动作，祁同伟太熟悉了，前世，每当高育良遇到真正棘手的问题时，都会这样做。
“祁同伟，”高育良的声音低沉下来，“你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没有人教我。”祁同伟说，“是我自己想明白的。”
高育良盯着他看了很久。
“你想明白的？”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相信，“你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学生，能想明白这些？”
“高老师，”他换了一个话题，“您有没有想过，您这辈子，最高能做到什么位置？”
高育良一愣。
这个问题太过直白，也太过冒犯。一个学生，问老师能做到什么官？这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是不合适的。
但祁同伟的目光坦荡，没有一丝挑衅的意思。
“如果您步入官场，您觉得，您有机会做省委书记吗？”
高育良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祁同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祁同伟说，“我也知道答案……没有机会。”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高育良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那是他极度不悦时的习惯动作。
“理由呢？”他的声音冷下来。
祁同伟没有退缩。
“理由有两点。”他说，“第一，山头主义。您是汉大政法系的旗帜，您的学生遍布汉东政法系统。这听起来是好事，但到了上面，这就是问题。一个省委书记，不能是任何一个山头的代表。他必须是全局的、中立的、能够平衡各方力量的，您身上汉大的标签太重了。”
高育良的手指停住了。
“第二，”祁同伟继续说，“您是学者型官员。学问好，这是优点，但也是局限。省委书记是综合性干部，要懂经济，要抓全局，要能扛住复杂局面。您太讲究规矩，太讲究体统，但真实的政治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政治是泥泞的、复杂的、充满了妥协和交易，您适应不了。”
他的声音平静，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这两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您不会有机会主政一方。”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高育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他的脸色很难看，不是因为被冒犯，而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祁同伟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
那些话，像一把刀，精准地切开了他一直回避的问题。
沉默了很久。
高育良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所以，你转系，是因为你看清了这些？”
“是。”祁同伟说，“我不想走政法这条路了，我不想站队，不想被绑在任何一个山头上。我不想在权力的泥潭里打滚，不想一辈子活在看人脸色的日子里。”
他顿了顿，声音里多了一丝感慨。
“我想换一种活法。”
高育良看着他，目光复杂。
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学生，变得陌生了。
以前的祁同伟，温和、谦逊、聪明，但从不咄咄逼人。
而现在这个祁同伟，浑身是刺，每一句话都像刀子，锋利得让人不敢直视。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刀子，每一刀都扎在了要害上。
“你变了。”高育良说。
“人总会变的。”祁同伟说。
两个人对视着，都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忽闪忽闪，明暗难言。
祁同伟忽然站起来。
他向后退了一步，身体站得笔直，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九十度。
很久没有直起来。
“高老师，”他的声音从低垂的头颅下方传来，有些发闷，“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教导，您的教诲，我会记在心里，但是……”
他直起身，看着高育良。
“我要走自己的路了。”
高育良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去吧。”他最终只说了两个字。
祁同伟转身，向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他知道，这一走，师生情分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前世，他和高育良有过很多交集，提携、利用最后宁死也没有出卖他。那些恩怨纠葛，像一团乱麻，理不清，也剪不断。
这辈子，他不想再做谁的棋子，不想站哪个山头，不想被任何人的野心裹挟着往前走。
他只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祁同伟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阳光很好。他大步往前走，脚步轻快，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出了教学楼，阳光铺了满脸。他眯了眯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花香，有草香，有远处食堂飘来的饭菜香。
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祁同伟笑了。
有钱了，生活水平直线上升。
但钱也花得快，买了鞋、买了衣服、买了那些装备，还要留一些给父母亲人寄过去，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大学还有好几年，总不能一直靠那点钱撑着。
得想办法赚点钱。
一切都来得及，离开了前世的羁绊，他觉得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