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梅雨季总是这样，雨丝缠缠绵绵的，像是谁在天上扯着一匹永远织不完的灰绸子。陈惠芳把丈夫的遗物摊了一床，樟木箱底翻出来的东西带着一股子陈年的涩香，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潮气。她一件一件地叠着那些衬衫，领口和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针脚却还是齐齐整整的——都是她亲手改的，那年他发福，她就把腰线往里收了两寸。
箱底压着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摸上去软塌塌的，像是被翻过很多回。她抽出来，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钢笔字迹已经有些洇了，但一笔一划还是清清楚楚。开头写的是“吾妻”，她愣了一下，往下看，第二行却是“素芬吾爱”。
素芬。她在舌尖上碾了碾这个名字，觉得陌生得很。信里写的是些家常话，说食堂的菜太淡，说夜里总梦见家乡的桂花，说等攒够了钱就回去看她。落款是一九六五年，那时候她还不认识他。她翻到背面，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后来添上去的：“惠芳烧的红烧肉，总是太咸。”
她捏着信纸站了很久，雨声渐渐大起来，打在院子里的枇杷叶上，啪嗒啪嗒的。枇杷是十年前种的，他说等结了果子就给她熬枇杷膏，治她的咳疾。如今树长得老高了，果子一年比一年结得少，去年干脆一颗都没挂住。
她想起刚结婚那会儿，他吃饭总是很快，筷子扒拉着饭碗，头也不抬。她以为他是饿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赶时间——吃完要去厂里值夜班，好让别的工友能回家吃顿热乎饭。那时候她总嫌他吃得快，菜还没上齐就撂了筷子，现在想起来，他大概是怕自己忍不住会添第二碗。
她把信纸夹回信封里，又去翻别的。一本硬壳笔记本，里面夹着几张粮票，还有一张黑白照片，边角都卷起来了。照片上是个扎辫子的姑娘，站在一棵桂花树底下，笑得露出一排白牙。背面用铅笔写着“素芬，一九六三”。她对着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个姑娘有点眼熟——想起来了，他以前喝醉了酒，迷迷糊糊地说过一句“桂花开了”，她问他哪里的桂花，他就翻个身，再没吭声。
第二天雨小了些，她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条巷子很窄，青石板路面上汪着一洼一洼的水，墙根底下长着些蕨草，绿得发黑。门是旧式的木门，漆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原色。她敲了两下，里面有人应了一声，门开了，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头发已经全白了，脸却还是清秀的，眉眼弯弯的，笑起来眼角堆着细纹。
“我知道你会来。”那女人说，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他总说，你做的红烧肉太咸了。”
陈惠芳站在门槛外面，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砸在石阶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轮椅上的女人往后让了让，门开得更大些，露出屋里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两只青花瓷碗，碗里盛着清亮的茶汤。
“进来坐吧。”女人说，“我泡了茶。”
她收了伞，侧着身子进门。屋子里很干净，家具都是老式的，擦得锃亮。靠墙的条案上供着一瓶桂花，是绢做的，颜色已经有些褪了。女人转动轮椅，到桌边提起茶壶，给她倒了一杯。茶是绿茶，叶子沉在杯底，舒展开来，像春天刚抽的芽。
“他走的时候，没受什么罪。”陈惠芳忽然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
女人点点头，端起自己那杯茶，抿了一口。“他来信说过，说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陈惠芳怔住了。来信？她从没见他写过信。家里也没有邮筒，每个月的水电费单子都是直接塞在门缝里的。女人像是看出了她的疑惑，笑了笑，说：“他都是托人带的。有时候是出差的同事，有时候是回乡的老乡。后来年纪大了，走动少了，就没再带过。”
“你们……”陈惠芳开了个头，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
“我们是同乡。”女人说，“从小就认识。后来我来了这边，他也来了。再后来，我嫁了人，他娶了你。”
她说得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陈惠芳低头看着茶杯里的茶叶，一片一片地往下沉。她想起他最后一次住院，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针管，还在问她红烧肉有没有多放糖。她说不咸不淡正好，他就笑了一下，说“那就好”。那是他最后一次笑。
“他总说，你烧的菜太咸。”女人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更低些，“可是每次回去，你都烧给他吃，他也就吃了。吃了一辈子。”
陈惠芳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毫无预兆的。她赶紧拿手背去擦，擦了两下，索性不擦了，就那么让它流。女人没劝她，只是把茶壶往她那边推了推，意思再添些热水。
“这个给你。”女人从轮椅侧边的布袋里摸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对银耳环，样式很老了，花瓣形的坠子，上面的纹路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他早年说要给我的，后来没给成。你拿着吧，算是……算是他留的。”
陈惠芳接过来，耳环凉丝丝的，躺在手心里，轻得像一片桂花。她忽然想起结婚那天，他给她戴了一对塑料的珍珠耳环，五分钱一副，在街边小摊上买的。她戴了整整十年，直到珍珠磨成了粉，耳钩生了锈，才收起来。后来他给她买过金的、玉的，她都没怎么戴，还是觉得那副塑料的好看。
“我该走了。”她站起来，把耳环放进衣兜里。女人没有留她，只是点了点头，说：“路滑，走慢些。”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女人坐在轮椅上，背挺得直直的，阳光从窗格里漏进来，照在她那一头白发上，像是落了一层薄薄的雪。
“他……”陈惠芳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女人朝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像是开在墙角的一朵小白花，不仔细看就错过了。
她撑开伞，走进雨里。巷子还是来时的样子，青石板上积着水，蕨草绿得发黑。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伸手到衣兜里摸了摸那对耳环。银的，凉丝丝的，可是握久了，也就暖了。
回到家，她把那封信重新叠好，放回牛皮纸信封里，又塞回樟木箱底。然后她去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块五花肉。肉冻得硬邦邦的，她放在水龙头底下冲了一会儿，等它慢慢化开。切肉的时候，她的手很稳，一刀下去，肥瘦分明。她把肉放进锅里，加酱油、黄酒、冰糖，又放了两颗八角。水咕嘟咕嘟地开了，肉在锅里翻着身，颜色渐渐变深。
她尝了一口汤汁，咸了。又加了一小勺糖，再尝，还是咸。她想了想，索性不管了，盖上锅盖，由它小火慢炖。厨房里弥漫着肉香，窗外雨还在下，打在枇杷叶上，啪嗒啪嗒的。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走的那天，她收拾床头柜，在最里面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小罐桂花糖。玻璃瓶装的，糖已经结成了块，桂花瓣还是金黄的。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买的，也不知道他藏着做什么。后来她把那瓶桂花糖扔了，扔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人都走了，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现在她忽然有些后悔。也许那瓶桂花糖，是他要带给谁的。也许他攒了很久的糖票，才换了那一小瓶。也许他每次看见那瓶糖，就会想起老家的桂花树，想起树底下的那个姑娘。
可是这些都来不及问了。她把火关掉，揭开锅盖，热气扑了一脸。红烧肉炖得酥烂，筷子一夹就散。她盛了一碗饭，夹了两块肉，坐到桌子前。饭是热的，肉是咸的，她一口一口地吃着，眼泪又掉下来，掉进碗里，和着米饭一起咽下去。
窗外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漏下一缕淡金色的光。她把碗洗了，锅也刷了，然后坐在沙发上，把衣兜里的耳环拿出来，对着光看。银耳环在夕阳里泛着柔柔的光，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个桂花飘香的下午，有人在树下许了个愿。
她不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她只知道，难过的人还会继续爱，爱着的人还会继续难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像窗外的雨，该下的时候下，该停的时候停。而红烧肉还是会烧，有时候咸，有时候淡，反正一个人吃，怎么都行。
她把耳环收进床头柜的小盒子里，和那副磨成粉的塑料珍珠耳环放在一起。然后她去关了窗，拉上窗帘。屋子里暗下来，只有厨房的灯还亮着，灯下那锅红烧肉静静地搁着，等着明天再热一热，又是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