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两名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也“适时”发表了呼吁“关注在苏联被不公正拘留人士”的声明。
这些外交照会、媒体轰炸和议员表态，
单个来看或许力道有限，
但汇聚在一起，
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刚刚试图以“审查”来平息内外争议的敏感时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指向明确的国际压力。
它不再仅仅是“西方反苏宣传”，而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外交事件，一个关乎苏联国际形象和信誉的难题。
苏联外交部焦头烂额。
他们惯用的“无可奉告”或“内部事务”的托辞，在此刻显得苍白无力，反而坐实了外界的批评。
更麻烦的是，中国大使馆的照会是公开的，其他几国的照会虽未公开但外交圈内人尽皆知，想完全捂住已不可能。
压力沿着官僚体系的管道，迅速传导至克里姆林宫，最终再次摆在了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核心成员的面前。
······
7月22日，克里姆林宫，小范围紧急磋商。
参加会议的只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格列奇科（代表军队强硬派）、安德罗波夫（克格勃）、葛罗米柯（外交部），以及两位负责党务和意识形态的书记。
气氛比上次政治局会议更加凝重。
葛罗米柯首先汇报了外交层面的困境：
“……法国、意大利、英国的照会，虽然措辞不一，但核心指向明确。
美国人的舆论攻势配合默契。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则是公开的楔子。
现在国际舆论普遍将‘阿尔乔姆案’，视为我们是否遵守基本国际准则和法治原则的指标。
如果我们继续沉默或含糊其辞，
不仅会坐实指责，
还可能影响我们与西欧国家正在进行的经贸谈判，甚至给美国人破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提供借口。”
格列奇科脸色铁青：“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
是帝国主义和北京社会主义者的联合阴谋！
我们应该强烈抗议，甚至驱逐几名最活跃的外交官！
那个阿尔乔姆，就算没有问题，在这种压力下释放，也是向敌人示弱！
以后谁都敢用这种方法来要挟我们！”
柯西金冷冷地反驳：“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抗议和驱逐能解决什么问题？
能让照会消失？
能让报纸闭嘴？
只会让我们的形象更糟，更孤立！
特别审查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阿尔乔姆的案子本身就没有确凿证据，这是你们克格勃也承认的！”
他看向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面无表情，但声音低沉：“调查显示，
阿尔乔姆·维克托罗维奇在护送任务期间的行为，符合其职责要求。
与钟华等人的接触，均在公开场合，有我方人员陪同，未发现传递情报或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
谢苗诺夫之死，现有证据依然指向其与德米特里中校的冲突。
阿尔乔姆在其中的角色无法证实。
至于车辆来源……
他坚称是‘特殊安排’，我们无法查实，但也无法证伪。
此人……从未写下任何认错或交代材料，态度顽固。”
他顿了顿，补充道：“从纯粹的案件角度看，缺乏将其定罪的硬证据。
长期羁押而不起诉，在法律上存在瑕疵。
现在又被国际关注……”
他的话没说透，但意思很明白：案子本身不硬，现在又成了外交烫手山芋。
勃列日涅夫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敲打着光亮的桌面。
他心中也在激烈权衡。
格列奇科代表军队和一部分意识形态官僚，是他的基本盘之一，不能过分打击。
但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代表的务实派和国际考量，同样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权威和苏联的整体利益。
“这个阿尔乔姆……”
勃列日涅夫终于开口，声音缓慢，
“他的背景，费奥多尔的侄子，英雄的后代……
本身就有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又被外国人拿来做文章。”
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内部会有人认为我们屈服于外部压力，损害国家尊严；
外部则会认为我们连一个清白，或者至少无法证明有罪的军官都不敢释放，法治荡然无存。”
他看向安德罗波夫：“克格勃最后评估，这个人，如果释放，有多大风险？
他会不会利用这段经历，在西方或者中国那边，成为攻击我们的工具？”
安德罗波夫沉吟片刻：“风险存在。
但他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公开批评过党和国家。
他的诉求始终是‘清白’和‘恢复名誉’。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体面’的方式解决此事，
比如承认调查中的‘某些程序瑕疵’或‘误会’，予以释放并恢复名誉，
甚至给予一定的……补偿性安置，或许能将他稳住。
关键在于，不能让他感觉是被‘逼迫’释放的，而是‘组织上’的公正决定。
同时，必须要有明确的约束，确保他出去后不乱说话。”
柯西金立刻接话：“我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释放包装成‘特别审查委员会’初步工作的成果，体现我们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对干部的关怀。
同时，可以给他安排一个远离莫斯科、远离敏感事务，
但又具有一定体面地位的职务，比如……
远东或西伯利亚某个地方的经贸或建设岗位。
那里需要人手，也便于观察。
既能回应国际关切，又能安抚费奥多尔将军，还能把这个人放到可控的环境里。”
勃列日涅夫思考着。
这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式解决方案：
表面妥协，实则控制；
解决麻烦，顺便安插。
既能应对国际压力，又能安抚内部主和派和费奥多尔，还能把阿尔乔姆这个不稳定因素放到遥远的边疆。
“那么，就按这个思路办。”
勃列日涅夫拍板，
“由特别审查委员会提出‘因证据不足，且考虑到其过往贡献及国际影响，建议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的意见。
内务部免除其警察身份，
——毕竟惹出了这么多麻烦，不适合再留在强力部门。
由部长会议和中央组织部协调，在远东地区找一个合适的国家委员会职务，级别可以给得稍高一些，作为‘补偿’和‘新的锻炼岗位’。
释放前，必须与他正式谈话，明确纪律：
对在押期间的事情，不得对外界发表任何言论；
接受新的工作安排，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如果他同意，就按程序办。
如果他不同意……”
勃列日涅夫眼中寒光一闪。
“明白。” 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同时点头。
格列奇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勃列日涅夫已经决断的神情，最终只是哼了一声，没再反对。
他知道，
在当前的国际压力和内部平衡需求下，
这可能是损失最小的方案了。
至少，军事冒险被暂时阻止，而那个麻烦的阿尔乔姆，也被打发到天寒地冻的远东去了。
······
7月23日，“灯塔”监狱，审讯室。
阿尔乔姆再次被带到库兹涅佐夫面前。
这一次，副局长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阴沉和暴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不甘、审视和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
“坐，阿尔乔姆·维克托罗维奇同志。”
库兹涅佐夫甚至用上了“同志”这个久违的称呼，指了指椅子。
阿尔乔姆平静坐下。
通过空间感知，他早已捕捉到监狱内气氛的显着变化，
以及库兹涅佐夫情绪波动，
——那是一种计划受挫、任务失败的沮丧，以及不得不执行新指令的无奈。
“经过特别审查委员会认真、细致的复查，”
库兹涅佐夫照本宣科般说道，
“认为对你的案件，前期调查中存在一些不够周全、细致的地方。
考虑到你以往的工作表现，
以及……
当前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你一个机会。”
他盯着阿尔乔姆的眼睛：“只要你承认在护送任务后期，
对一些程序的执行存在认识模糊、警惕性不够的问题，
写下一份简单的保证书，
承诺今后严格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你就可以离开这里。
你的军衔和职务，会根据情况重新考虑。
这是一个宽大的处理，阿尔乔姆同志，希望你能珍惜。”
阿尔乔姆心中冷笑。
承认“认识模糊”？
那等于承认自己有问题，为未来的任何指控埋下伏笔。
保证书？
更是白纸黑字的枷锁。
这不过是克格勃在最终让步前，试图挽回颜面、获取某种形式“投降”的最后努力。
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
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副局长同志，我感谢组织的复查。
但我必须坚持：
在执行护送钟华同志一行任务期间，我的一切行为，均严格遵循上级指令和内务部条例，恪尽职守，无愧于心。
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也不需要认识什么‘模糊’。
因此，我无法签署任何承认错误的文件。
我要求的是：
基于事实和无罪依据的，彻底、公开的平反与无罪释放。
这是我的唯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