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的开机仪式在城南拆迁区边缘的一栋待拆楼房前面举行。没有红毯，没有鲜花拱门，没有媒体签到台。一张折叠桌摆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桌上铺了一块红布，红布的四角用四块碎砖压着。导演站在桌后，手里举着一支从道具组借来的喇叭，对着到场的人喊了一声“开机了”。到场的人不多——剧组核心成员、赵晓月、以及两个扛着设备的摄影师。围观的是几只蹲在墙根晒太阳的流浪猫，它们对人群的到来无动于衷，其中一只橘猫甚至翻了个身，把肚皮对着天空。
赵晓月站在待拆楼房的门口。她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枣红色棉袄，是道具组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肘的位置有一块颜色略微不同的补丁，是后来缝上去的。棉袄的领子立起来，裹住脖颈，只露出一截下巴到耳垂之间的弧度。棉袄的尺寸偏大，肩线从锁骨向下延伸，在肩头的位置微微塌下去，像是穿了家里老人的旧衣服。下面是深灰色的灯芯绒裤子，裤腿宽松，在膝盖处堆出几道褶皱，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棉鞋，鞋面是条绒的，鞋底很薄，踩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头发扎成低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缠了三圈，发尾垂在棉袄的后领边缘，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耳后的皮肤上。
她站在门口的位置，右脚在门槛内侧，左脚在门槛外侧，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脊背挺直，从后颈到尾骨的弧度安静而平缓。她面前的这栋待拆楼房有三层高，外墙刷着灰白色的涂料，涂料在墙根处有一片一片的剥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楼下的卷帘门已经拆掉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门洞，门洞上方的墙壁上有一道从右上角延伸到左下方的裂纹，裂纹的走向和叶诗涵第十批碎片里那片横向断裂的断口几乎一模一样。门洞左侧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告示，纸张被风雨侵蚀得只剩下半截，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看出“拆迁公告”几个字的轮廓。
导演喊了“开始”。
赵晓月站在门口没有动。她的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握着什么东西，但手里什么也没有。她的重心从两脚之间过渡到左脚，右脚微微外撇，肩膀打开的角度比平时窄了一些，像是被棉袄的尺寸限制住了。她的眼睛看着前方——前方是一条窄巷，巷子两侧是同样待拆的楼房，外墙上的涂料剥落得比这栋更严重，有些地方露出了整片的红砖。巷子的水泥地面上有一道浅浅的裂纹，从巷口延伸到巷尾，裂纹里积着上午的雨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亮光。
第一条拍了二十分钟。导演没有喊停，赵晓月站了二十分钟没有动。她的呼吸很浅，几乎看不出胸腔的起伏，重心在二十分钟内从左脚过渡到右脚，又从右脚回到左脚，过渡的过程很慢，慢到摄像机几乎捕捉不到。她的手指在身侧微微收拢了一下，指节泛白，然后松开。巷子里的风从她身后吹过来，把棉袄的下摆吹得往一侧偏了半寸，她没有伸手去按，只是站着。
导演喊了“停”。赵晓月活动了一下脚踝，走到监视器前面看回放。回放里的她站在门口，枣红色棉袄在灰白色的墙面前显得格外醒目，像是一颗被按在旧相纸上的红色图钉。她的站姿很稳，从后颈到尾骨的弧度安静而平缓，重心落在左脚，右脚微微外撇，和《土地》里站在废墟上的那场戏的站姿几乎一样，但又有细微的不同——她的肩膀比那时更放松了一些，手臂垂在身侧的角度更自然，手指不再是刻意蜷着的，而是松松地搭在裤缝上，像是真的只是站在那里等什么人。
第二条拍了二十五分钟。第三条拍了三十分钟。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到第七条的时候，赵晓月站了四十分钟没有动，导演没有喊停。监视器后面的工作人员开始小声议论，摄影师换了一次电池，场务给灯架加了两块沙袋。赵晓月一直站着。她的重心在四十分钟内从左脚过渡到右脚，又从右脚回到左脚，过渡的节奏比前几条更慢，慢到像是在数自己的呼吸。她的手指在身侧微微收拢了一下，指节泛白，然后松开。巷子里的风从她身后吹过来，把棉袄的下摆吹得往一侧偏了半寸，她没有伸手去按。
四十七分钟时导演终于喊了“卡”。赵晓月活动了一下脚踝，走到监视器前面看回放。导演把回放速度调成正常，屏幕上，她站在门口，枣红色棉袄在灰白色的墙面前安静地待着，巷子里的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长，投在门洞内侧的水泥地面上。影子的末端刚好落在门槛的位置，和门槛的边缘平行。
导演问她：“你在想什么。”
她说：“在想孙建明硬盘里那三个孩子的脸。其中一个孩子的校服，我认得。”
导演问：“哪个学校的。”
她说：“城南三小。我小时候差点转学去那里。”
她说完走到片场边缘，拿起放在折叠桌上的手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城南三小的校服。拍《土地》的时候，有个群演小孩穿着城南三小的校服。我让副导演查了群演登记表，名字叫周小舟，九岁，家住在城南拆迁区。”
我回复：“别声张。我让苏小暖查。”
她看完消息，把手机放回折叠桌上，转身走回门口。导演问她要不要再拍一条，她说不用了，这条够了。她走到门洞里面，靠着门框站着，重心落在右脚，左脚微微弯曲，右脚踩在门槛的边缘，脚尖朝外。她从棉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看了一眼，又折回去，放进口袋。那张纸是道具组准备的“人物小传”，上面写着角色的背景——一个在拆迁中坚持不搬的人，丈夫早年去世，儿子在外地工作，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天站在门口看着巷子，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赵晓月把人物小传从口袋里又拿出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从折叠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周小舟，城南三小，三年级，喜欢画画，爸爸在杭州修照片。”她把纸折好，放回口袋，然后走出门洞，站在门口，重新站在那个位置上。这一次没有摄像机在拍，没有导演在监视器后面看，没有场务在灯架旁边加沙袋。她只是站着，重心落在左脚，右脚微微外撇，枣红色棉袄在灰白色的墙面前安静地待着。
巷子里的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长，投在门洞内侧的水泥地面上。影子的末端刚好落在门槛的位置，和门槛的边缘平行。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影子，然后抬起头，看着巷子尽头。巷子尽头有一棵泡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里画出一道道细密的线。树下停着一辆电瓶车，车筐里放着一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橘子，橘子的颜色在灰白色的巷子里格外醒目。
赵晓月站在门口，看着那辆电瓶车。她的右手从棉袄口袋里伸出来，手指在空气中微微蜷了一下，像是在握着什么东西，但手里什么也没有。然后她转身走进门洞，从折叠桌上拿起手机，给我发了第二条消息：“巷子尽头有一辆电瓶车，车筐里有橘子。孙建明拍赵晓月那张照片的时候，巷子对面也停着一辆电瓶车。我查了道具组的记录，那辆电瓶车是周明远公司送来的‘场景参考道具’，说是为了还原真实拆迁场景。但电瓶车的牌照是深圳的。”
我把这条消息和之前的时间线图叠在一起。周明远在深圳，他的公司送来的道具电瓶车挂着深圳的牌照，停在赵晓月拍《土地》时站过的门槛对面。那辆车在片场停了多少天，赵晓月站了多少次，周明远的人拍了她多少次，这些问题像是一道横向断裂的瓷片上的裂纹，从中间向两端延伸，一头深一头浅。
我给赵晓月回了一条消息：“电瓶车的牌照号码，你记下来了吗。”
她回复：“记了。粤b·7F29K。”
我把牌照号码录入时间线图，在“周明远”和“赵晓月”之间连了一条虚线。虚线的末端标注着“道具电瓶车，深圳牌照，片场停靠时间与《土地》拍摄周期重合”。
赵晓月从门洞里走出来，站在门口，把棉袄的领子重新立好，裹住脖颈。巷子里的风从她身后吹过来，把她的马尾辫吹得往一侧偏了半寸，发尾扫过棉袄的后领边缘，几缕碎发被风吹到前面来，贴在锁骨的位置。她伸手把碎发掖到耳后，手指在耳廓上停了一拍，然后收回来，垂在身侧。她转身往片场出口走，步子不大，重心落在后脚掌，脚掌落地之后微微向外撇，和《土地》里站在废墟上的步态一模一样。
导演在后面喊了一句：“明天同一时间，同一位置。”
她回头点了一下头，没有停步。棉鞋的鞋底在水泥地上发出极轻的“嗒、嗒”声，走远了。
福利回放：赵晓月（《站立》片场门口）
她站在待拆楼房的门口，枣红色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肘的位置有一块颜色略微不同的补丁，是后来缝上去的，针脚细密而整齐，布料的纹路在补丁边缘形成一道极浅的过渡线。棉袄的领子立起来，裹住脖颈，只露出一截下巴到耳垂之间的弧度，皮肤在午后偏冷的光线里泛着干净的白。棉袄的尺寸偏大，肩线从锁骨向下延伸，在肩头的位置微微塌下去，从侧面能看到腰线的轮廓被宽松的剪裁遮住了大半，只有走动的时候布料贴住身体的瞬间，才能隐约看出腰部的弧度。下面是深灰色灯芯绒裤子，裤腿宽松，在膝盖处堆出几道褶皱，膝盖以下的线条在布料下若隐若现，脚踝在裤脚边缘露出一小段，骨节分明。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棉鞋，鞋面是条绒的，鞋底很薄，踩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鞋头有轻微的磨损痕迹。
她站在门口的时候，右脚在门槛内侧，左脚在门槛外侧，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脊背挺直，从后颈到尾骨的弧度安静而平缓。她的右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指甲修剪得很短，甲床是淡淡的粉色，指腹上有一层极薄的茧，是常年握擀面杖磨出来的。巷子里的风从她身后吹过来，把棉袄的下摆吹得往一侧偏了半寸，她的小腿在裤腿里微微绷紧，跟腱的线条从脚跟延伸到小腿肚，被棉鞋的鞋口边缘截断。她的头发扎成低马尾，发尾垂在棉袄的后领边缘，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耳后的皮肤上，被光打出一层极淡的绒光。她低头看影子的时候，颈部的线条从下颌延伸到锁骨，被午后偏冷的光照得干净而柔和，喉结在吞咽的时候轻轻滚动了一下。
她靠着门框站着的时候，重心落在右脚，左脚微微弯曲，右脚踩在门槛的边缘，脚尖朝外，枣红色棉袄的下摆垂在门槛两侧，从侧面能看到腰线的弧度在布料下隐约起伏。她从口袋里拿出人物小传的时候，手腕从棉袄袖口里滑出来，露出一截细瘦的小臂，皮肤在冷光里泛着干净的白，肘关节内侧那块颜色略深的茧在逆光里看得很清楚。她把纸展开又折回去，手指在纸面上按了一下，指甲盖的边缘在纸面上留下一道极浅的压痕。她转身走的时候，棉鞋的鞋底在水泥地上发出极轻的“嗒、嗒”声，步幅不大，重心落在后脚掌，脚掌落地之后微微向外撇，和《土地》里站在废墟上的步态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