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我又站在了平阳路37号的铁门外。这一回，身边多了个林晓晓。
出发前我把规矩立得死死的：她只管翻墙开门，门一开，立刻退到院墙外头守着，一步都不许跨进门槛；我在屋里的时候，不管里头有什么动静，她不许进来，只许在外头喊我。
要是你喊不应呢？她问。
喊不应就报警，说学生做社会调查被困在老宅里了。我把罗盘揣进内兜，总之，你的脚不许过那道门槛。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点了头。
院墙果然不高，墙头缺了几块砖，正好搭手。林晓晓退后几步助跑，蹬着墙缝一蹿就上去了，动作利索得让我意外。她骑在墙头往里瞅了一眼，跳下去，片刻之后，锈死的铁门从里头一声——她没开门，是把门旁边那扇塌了半边的小角门给卸开了。
门轴锈死了，这个能过人。她从角门里钻出来，拍拍手上的锈渣，退到院墙外，好了，外头交给我。
我冲她点点头，弯腰进了院子。
院子里蒿草齐膝，一股子腐叶味。我放轻脚步穿过院子，踏上台阶，推开了洋房的正门。
门没锁，一推就开，发出一声又长又涩的呻吟。
屋里的光一下子暗下来。
迎面是个宽敞的堂屋，家具都在——八仙桌、太师椅、靠墙一排立柜，全蒙着白布。白布上落了七八年的灰，灰上又蒙了白布褪下来的绒毛，厚得真能写字。阳光从糊满灰的玻璃窗里挤进来，成了一道一道灰扑扑的光柱，光柱里全是浮尘，慢悠悠地打旋。
七八年没人气，宅子透了。
我先不急着往里走，站在堂屋中央，把罗盘掏了出来。
指针一离兜，就开始抖。
起先我以为它会指向某个方位，定定地钉住——寻常一口怨气，指针该是这样。可这针不对劲。它抖得厉害，却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抖，是打着摆子乱晃，一会儿偏向东边的厢房，一会儿又猛地甩向西边的楼梯口，晃到一半又折回来，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盘面上画圈。
我屏住气，收神，观气。
这一观，后背的汗毛立起来了。
屋里有东西。不是一个。
东厢房那儿窝着一团，楼梯拐角缩着一团，头顶二层楼板上传来极轻极轻的、拖沓的动静，又是一团。几团气在屋里乱窜，彼此撞上了，就搅在一块儿，撕扯一阵再分开，分开没一会儿又撞上去。它们谁也没搭理我——或者说，它们谁也没力气搭理我，全顾着跟同类较劲了。
我扶着罗盘，在原地站了好一阵，一动不敢动。
不是怕。是得看仔细。爷爷说过，观气跟看人一样，头一眼看个大概，第二眼才看得出性子。我稳着呼吸，又把那几团气挨个儿端详了一遍：东厢房那团最沉，缩着不动，像个熬干了油的灯芯；楼梯拐角那团最躁，窜来窜去没个停；楼上那团最虚，飘飘忽忽的，隔着楼板都瞧不真切。它们搅在一起的时候，屋里的空气就跟着一冷一热地抽，堂屋角落里那几块蒙家具的白布，无风自动地轻轻鼓起来，又瘪下去。
我这才明白老爷子说的好几个嗓门搅在一块儿哭是怎么回事。
不是一家三口。
这一家三口搬走之后，这宅子空得久了，聚阴，成了个谁都能来落脚的空窝。年头一长，左近几条巷子里的无主游魂，一个一个都挪了进来。原先那一个两个，和后来挤进来的这好几个，全塞在这一个屋檐下。
怪不得笔记上写。一座宅子聚了这么多口怨气，互相撕咬，越搅越浊，再过几年，指不定搅出什么脏东西来。
我站在原地，把屋里几团气的位置一一记在心里，又绕着堂屋走了一圈，仔细查了墙角、门后、窗缝——查的不是脏东西，是人的痕迹。
没有脚印，没有翻动的迹象，没有符纸烧过的灰，没有任何人动过手脚的味儿。
这座宅子从里到外，还干净，还没被什么人惦记上。
这是眼下最好的消息。
我不再多待。以看为主、以退为先，这是我自己定的规矩。屋里的东西既然没搭理我，我也犯不上今天就跟它们照面。我放轻脚步退到门口，跨出门槛，反手把门掩上，长长吐出一口浊气。
院子里日头正好，我眯了眯眼，才觉出后背的衣裳已经凉透了。
怎么样？林晓晓从墙根底下迎上来，声音压得低低的。
摸清了。我说，里头不止一个，是好几个。今天办不了，得回去想章程。
回去的路上，她缠着我问屋里什么样。我拣能说的说了：家具都在、灰厚、罗盘乱转。她听到好几个的时候，捏着小本子的手紧了紧，却没打退堂鼓，只问：那要几个符才够？
我被她问笑了：回去查书才知道。
这话不假。当天夜里，等刘洋睡熟，我把笔记摊在罩着衣裳的小台灯底下，一页一页地翻。爷爷这本笔记，记宅子的篇幅不多，我印象里模模糊糊有这么一段，说的是一处宅子里聚了不止一口怨气，该当怎么论。
翻到后半夜，手指头停在一页上。
那一页的开头四个字，跳进我眼里：
怨灵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