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抄单送进宫五天后，北边来了另一拨人。
五个汉子，自称是口外的皮货商，路过棚区，想买些薯种带回去试种。守岗的军士按规定回了话：种薯不外售，要种可向农政司具文申请。
领头的汉子笑着称谢，问了几句棚里的事，走了。
他们没走远，在镇上住了三天。
第四天，棚区起了一场小乱子——第二茬苗间苗，间下来的弱苗废苗要运出去沤肥，出棚那一趟，运肥的车多装了三筐。
押车的军士半路歇脚，三筐废薯了两筐。
军士回队自首，马把总报了上头。程老四亲自过问，把那三筐追了回来——两筐完璧，一筐少了十一个薯。
按律，丢薯的军士该打军棍。
马把总却先递了一封信走。信是发给谁的，营里没人知道。
十天后，那五个皮货商在张家口堡被拿住了。从他们住处搜出两筐薯、一杆小秤、一本记录册。册上记着收买、称重、称数。
人解到营里，领头的汉子不慌，掏出一块腰牌。
牌子一亮，马把总的脸色变了变，随即平静下来——他接到的信，原来是对的。
腰牌上，是锦衣卫的字样。
蒋大人有令，汉子说，棚里的数，官报是一路，我们自己称的，是另一路。两路对上了，才算数。
马把总把人请进屋里，上了茶。
那就对对。他说，你们称的数是多少？
汉子翻开册子：废薯两筐，连筐一百三十七斤，净薯一百零九斤半。又从薯贩手里零买得二十三斤——你们丢的那筐，我们补了秤。折下来，亩产……
他报了一个数。
马把总从怀里取出官报的单子，展开。
两个人把两个数并排放在桌上。
官报亩产，与锦衣卫自测的亩产，差二斤十一两。
二斤十一两。汉子盯着两个数，一亩差这个数，二百亩差五百多斤。
损耗记法不同。马把总说，我们算的是入窖数，扣了窖耗。你们称的是出棚鲜数。
汉子把册子合上，想了想，点头：这个说法，对得上。
他站起来，收起腰牌和册子。
三筐废薯，我们照价赔。他说，丢薯的军士，不打了。他丢了筐，却没瞒报，自首报得快——这样的人，比筐值钱。
马把总送他出门。
走到院里，汉子忽然回头问了一句：顾司正什么时候回来？
马把总说：月底。
汉子了一声，走了两步，又停下。
回去我照实报。他说，两路对上了，差二斤十一两，损耗之差。就这一句。
再多一个字呢？
一个字也不多。汉子说，蒋大人要的就是对上了三个字。多一个字，倒显得咱们存了心思。
消息走驿路进京，再入宫，比官报只晚了两天。
那天晚上，武英殿偏殿，老朱听完内侍念的两份单子——一份官报，一份锦衣卫的。
念完了，殿里静着。
对上了？老朱问。
对上了。差二斤十一两，是记法不同。
老朱坐在灯下，手指在案上敲了几下。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时候他刚坐这张椅子，底下报上来的数，十个里有九个是描出来的。丰收的报丰，灾年的也报丰——后来他学会了不信任何人报的数，只信自己派出去的秤。这杆秤，如今派出去了两回了。
第一回称的是盐，对上了。这一回称的是种子，也对上了。
称得对，他慢慢地说，是因为账做得平。
他想起顾寒立这个棚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仓门常开，秤星常明。
仓门常开，秤星常明。老朱把这句话又念了一遍，然后笑了。
这人不在两个月，他对内侍说，种账有老农自己送上门的，称产有咱自己的秤对过的。他这摊子，没塌，反倒长了一茬。
内侍躬身不语。
你知道朕在想什么？老朱忽然问。
内侍不敢答。
朕在想，二十年前的谎，是怎么报上来的。老朱说，那时候一个县报丰年，层层画押，看起来天衣无缝，其实是每一个画押的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如今他这个棚，三本簿子，当天封页，谁问都给看——不是他手下的人比二十年前的人干净，是他把变成了章程。人靠不住的时候，章程靠得住。
老朱把记录册拿起来，又翻了一页，合上。
这个章程，他说，不只该在棚里。
内侍悄悄把这句话记下了。
那天夜里，武英殿的灯亮到三更。老朱把两份单子并在一起压在镇纸底下，又让人把户部抄送的那份调出来，三份摆成一排。他一份一份看，看到后半夜，起身在殿里走了两圈，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雪。
雪下得不小。往年这个时候，他该惦记的是漕河封冻、京仓的底数。今年他头一回，惦记的是口外那两百亩棚里的地龙烧得旺不旺。
二十年前，他自言自语，朕怕的是报喜不报忧。如今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这茬苗真成了，天下人却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成的。
他回到案前，拿起朱笔，在顾寒月底返程的行程单上，圈了一个日子。
老朱拿起朱笔，在顾寒月底返程的行程单上，圈了一个日子。
他回来那天，老朱说，让他来见咱。